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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没有试,妈妈。”我说。

我想象着她的样子,耳朵贴在话筒上,耳边的头发拢到了后面。我心里也有些慌乱,要不要去看看周鸿章呢?他住在什么医院?这些我可以从母亲这里轻而易举打听出来,可我嘴巴却闭得紧紧的。我希望她能尽快放下电话,剩下我一个人,什么也不做,好耐心回味思量这个消息。

无论周鸿章做过什么,他都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过程。甚至因为他的突然离家,对我来说,反而比陪伴我多年的母亲变得更为重要了。母亲的唠叨还在耳边,一些记忆深处的场景,已经开始向我飘了过来。我的眼泪,没来由地冒了出来。

第二天,我打电话去父亲的单位。他们说他病退了。又将电话转到人事部门,人事部门说他们只处理他的工资问题,对病情并不了解。那么谁了解呢,对了,去问问工会吧,每年他们会慰问病退的职工,他们应该了解情况的。

工会正在给职工分菜油和大米,一个女人一提起电话,就没好气地嚷嚷:“该领的赶紧领走,过期不候。”听我说找周鸿章的住院地方,不耐烦道:“为什么不去问他的家人?”

我没有说我就是他的家人,但女人也没打算放过我。你是他的什么人?她好奇而严厉,问得理直气壮。那么忙,她还要要八卦。

我说是早年的同学,来北京出差,想见见他。

“是女同学啊,”她终于笑了,为得到一条意外的消息而释然了。“地坛医院,出出进进好几回了。病情不轻,你要做好准备。最近他正在那里呢,你去看看他吧。顺便告诉他,工会的同志过两天也会去看他。”

中午吃过饭,我走出了家门。阴沉了好几天的天气,突然放晴了。寒冷而晴朗,天空湛蓝,我仰起头来,才注意到那些寒风中摇落不息的树梢顶端,居然还有零星的黄叶,灿烂的阳光下,随风转动,发出耀眼明亮的光泽来。仿佛冬日中的另一层生命。我拉紧头上的软帽,迈开大步,向地铁口走去。

我已经很久没有进过医院的住院部了。最近的一次,应该是读大学时去看一个得了重病的曾给我们上过课的老师。当时是跟好几个同学一起去的。就在医院的外面,我们还嬉笑怒骂呢。我们太年轻了,不懂得体会病危之人的心境。进了病房,美里将鲜花放在了老师的床头,他尽量鼓起力气,叫我们每个人的名字。唯独我,他叫不出名字来,但他对着我笑得很开心,说:“你是那个上课总坐在最后一排睡觉的女生。我曾经一直很好奇,想问问你,每堂课都睡,还是只在我的课堂上睡?”

我的脸通红,我没法告诉他,我睡觉,只是因为那学期他的课,全都安排在上午的一二节。

第七章 诺华: 回到北京(6)

老师出院后半年,肾衰竭,从五层楼的家里跳楼自杀了。消息传得很快,它让我立刻想到了我们几个同学一起去医院看他时的情景。那时住院病房的大楼外的花坛里,有着一丛一丛的鲜花,花儿开得格外鲜艳。有病人躺在手术车上,正在被推进电梯里。走廊来苏水的味道很浓,我打了一个清脆的喷嚏。

我不太担心会在周鸿章的病房里碰到母亲,因为中午她要午休,雷打不动,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选择这个时候出来。地铁车厢里人不多,旁边有个看漫画书的小伙子。我们的影子,在黑暗中,同时落在一块玻璃上,就仿佛漂浮在外面似的。

问了好几个医生,终于站在了周鸿章的病房外面,他在特护病房,里面只有两张床。透过门上的玻璃,我看见他正躺在床上,身体很瘦,被子轻飘飘地盖在上面,如同一口气就能吹走。床的周围,有不少仪器,我认得结构复杂的吸痰器。

这么说,他昏迷过。

我突然没有勇气走进去,其实这勇气从我离家出门的那一刻,就没有在我的身上坚定起来。也许母亲在还能好一点,我想,至少,她会告诉周鸿章,我来看过他。

那么,他的心情也许能好一点吧?

你现在能看出了吧,到了北京后,我是否像是换了一个人?是的,就是这么奇怪,我仿佛变色龙似的,心情、性格,尤其是在父母的面前,统统发生变化了。

这阵我在想,我怎么可以两手空空,连一束花都没有带。我失去了在青海时的干脆作风,无论做什么,想什么,我都总是那么的手足无措。

肛肠科,32—33。

我嘴里念叨着,就这么转身出了住院大楼。在医院门口的一个花店里,我订了一束花,让他们送到病房里去。随花的卡片上写什么呢?见我沉思默想,他们给我拿出了一个塑料夹子,打开,里面有不少现成的祝福的话,分门别类。他们翻到探病那一页,指给我看。

“愿你早日康复,健康长寿!”

“愿好运常陪伴你,默默祝福!”

我问,卡片自己写可以吗?

可以啊。当然可以。说着,他们给我拿来了一张心形的小卡片,封面是个小女孩在荡秋千。

有别的封面吗,我问。

有。他们不知道从哪里找出了一个鞋盒子,里面密密麻麻都是这样大小的卡片。有方的,圆的,大部分都是心形的。

我找了一个方的,封面是一棵树。

打开,拧开笔帽,我的心开始怦怦直跳。多年后,我已经不会跟一个是我父亲的男人说话了,即便是通过纸和笔。

“爸爸”,我写道,“在病房外面,我看见了你。你很瘦,也很黑。我会抽时间再来看你的。如果春天来了,天气暖和一些,也许我们全家三个人,能出门一趟。我推着你。”

我的字写得很小,可就是这样,已经写不下了。为了让我写得方便点,他们将我让到窗户边的一张折叠桌上。

“写好了吗?”花店里的人问我,手里大束的花已经扎好了,在钉最后的礼结带。

我说:“对不起,重给我一张卡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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