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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了，在中国交友和学术交流，并不是利玛窦来中国的主要目的。他真正的目的主要是传播天主教。事实上，利玛窦虽然翻译了不少西方自然科学书籍，但是他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翻译《圣经》，并且以儒家的理论去解释读解《圣经》。因为利玛窦从全新角度诠释儒家学说，倒被明朝士林尊为“秦西大儒”。

而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传教士是汤若望，他是在神学院读书时，无意在图书馆中看到了关于利玛窦在东方传教的记载后，开始苦学各种对传教有用的自然科学和汉语。到了大明后，受到利玛窦好友徐光启的照顾，成为了徐光启的助手。而汤若望像儿子一般的对待徐光启，更是讨得这位老大人的欢心。

徐光启病危时，指定了汤若望成为中国教区的天主教下一任领袖。并且，临终托孤的方式，让东林党的巨头们对汤若望等等天主教徒多多照顾。

当然，相比利玛窦来说，汤若望则是功利心更强一些，在经历满清兵临北京城下时，朝中热议要铸造威力更强的火炮，增强对北京的防御。汤若望便写信给崇祯，表示自己能造出质量更好的红衣大炮。因此，受到了崇祯的赏识，不但在历局中工作，更兼职了红衣大炮铸造的技术顾问。在崇祯年间，汤若望至少监制了500多门红衣大炮，在战场中创造了不俗的战绩，因为崇祯皇帝对汤若望也是一再赏赐、提拔。

而汤若望从崇祯年便开始在北京城，经历了崇祯、李自成、顺治、康熙等等政权更迭，如同不倒翁一般。

到了康熙朝准备实行“文字狱”愚民政策，而汤若望传洋、传播西方学术，以及制作火器，触怒了康熙而被判了凌迟处死。

当然了，清廷处死汤若望的理由的其推算日食错误。但是问题是，汤若望推算的日食是正确的，属于冤杀的范畴，史称“历狱”，也属于清廷“文字狱”的一种。

令人讽刺的是，徐光启死后，汤若望继承其未完成事业，经过几十年努力编写的“现代农历”，在不久后开始显露出了比传统农历更精确。

所以，从康熙年开始，逐步的采用了“现代农历”。而后世所用的农历，其实主要也是指徐光启、汤若望修订、完善后的现代农历。

对于即将要见到汤若望这个充满争议的历史名人，肖图白心中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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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六章　传教士（一）

中国近代史上的西方传教士，给人予不好的印象。因为那一时期，神权匍匐于西方列国殖民利益之下，使得传教士更多的沦为西方世俗政权的殖民工具。

而17世纪欧洲神权势力庞大，传教利益甚至能够与殖民利益相提并论。在欧洲17世纪各国宗教改革之前，大多数的欧洲国王，还是需要教廷承认和册封。后世欧洲人追逐的梦想，是成为资本家、政客、科学家。

而这时代，成为传教士，尤其是到海外传播福音的传教士，是非常时髦，也是受的教廷支持和鼓励的行为。

有的传教士是因为心血来潮，也有的则是因为虔诚的信仰，还有一些是为了政治投机。但是不论他们怀着什么目的。这些明末时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对明朝政府贡献了其自然科学方面的学识。

明末的那批精英传教士，也是有史以来素质最高的一批。他们不但要掌握《圣经》中的神学知识，更是要学会数学、天文学、物理、化学、农业、医学等等一堆的杂学。

当然了，欧洲向中国输送大批拥有科学家素养的传教士，也仅仅限于明末时期。之后，随着欧洲的科学逐渐昌明，科学技术人才都成为了宝贝，舍不得将这些一流的科技人才，却送去海外当传教士。

在17世纪的宗教改革之前，这是唯一能够大量获得西方杰出科技人才的机会。之后，这种培养精通科技的传教精英活动，开始终止了。派出的传教人才，素质上，再也达不到利玛窦、汤若望等人的高度。

不过，令欧洲教廷吐血的是，明朝时期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换取了十万教徒的成果。

到了清朝康熙年间，“文字狱”浩劫之中，被彻底取缔。

也就是说，欧洲教廷在中国教区投入的人力物力，到头来成果还是化为乌有。

肖图白本身是唯物主义无神论者，但是他也认同“宗教信仰自由”的宗旨。肖图白并不反对任何一种宗教——佛教、道教、耶教、伊教等等，肖图白都可以比较宽容对待。

但是对于宗教信仰，肖图白的底线是——任何一种宗教不得强迫别人信教，更不允许宗教的戒律教条，凌驾在国家法律之上。

而令人赞赏的是，明末的这批传教士，除了科学素质非常过硬之外，更是入乡随俗，遵守中国的法律和风俗习惯。

肖图白在钦天监，见到了汤若望诸人时候。见到传教士们站成一排排，都穿着中国儒袍，几乎每个人除了肤色、头发、眼珠的颜色不同之外。

虽是一批西方传教士，却人人都一股子儒家子弟风度了。

就这是利玛窦当年所提倡的“合儒”！

明末的每一名传教士，都遵循“合儒”的规则，在中国传教，要学习儒家经典，按照儒家的规矩，进行传播《圣经》的教义。所以，明末信教的主要是儒家子弟，不像清末那般以愚民和假洋鬼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