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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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张掖所以重要，因其地处汉代三条大道（河西、高平、南道）的交汇路口。这一地理、交通优势，或可以“张国掖臂”视之。汉张掖县的位置，在今武威盆地南部。该盆地四条河流依其水量排次为：①西营河；②杂木河；③金塔河；④黄羊河。此四水乃是武威绿洲灌溉农业、水草畜牧的命脉，向北汇总、潜流而形成石羊河（古代谷水），又滋养下游的民勤绿洲。汉代的姑臧、休屠二县地处盆地北部，正当①、③二水，为政治、军事中心。小张掖则当②、④二水，今天仍是农牧发达地区，作为交通中心（这里今天也是交通枢纽），也有其经济优势的考虑。

八、官道支线——不当道的军事区和县

武威郡前文已述，又张掖郡之骊轩、酒泉郡之会水、敦煌郡之效谷等县，位置均不在大道上，故此二簿县置驿站中不载。但不当大道不等于没有交通邮驿之事。估计在大道某置站处，有支线可以连通才符合实际。河西地区广，但人口相对集中而呈东西线形分布，古今亦然。所以，一条东西大道便能将大多数县串连，内郡却难以作到，还要靠一些支线连成网络。

河西又属边郡和长期的对敌前线，有许多不当道的军事区域，包括边防之县，也需要支线连通。

在武威郡石羊河（谷水）流域，有不当大道的休屠、宣威，武威三县，及休屠、北部二都尉。从郡治姑臧向北，沿谷水当有支线道路、塞防北抵休屠泽。武帝太初二年，配合贰师将军伐大宛，曾修筑居延、休屠塞防，以防匈奴南袭河西，可见休屠塞、武威塞也相当重要。唐代于其地置白亭军。五代时期后晋使臣高居诲出使于阗国，自灵州（灵武）渡黄河向西横穿腾格里沙漠南缘，抵白亭海和武威，走的是元狩二年夏霍去病出征的老路。但是，我们今天对此处的史地、塞防、交通，还画不出清晰的轮廓。今后应加强这里的考古调查发掘工作。

张掖郡不当道的是居延塞防。居延县远距额济纳河下游及居延泽，在中游有肩水县，即《铁论》所谓“扇水”县，汉志失载。另外，南北还有居延、肩水二都尉、张掖农都尉等建置，有严密、发达的烽燧防御体系，及邮驿交通、仓储、屯田、水利等网络，残存城廓16、烽台160余座。以上仅就汉代而言，其它时代遗迹尚不计。居延因纬度最北，为河西军防的触角，是最重要的敏感部位。由于多次调查发掘，出土简牍等资料翔实详尽。例如已知居延都尉有四段塞防，其中之一的甲渠塞分为十部，有五部当道、五部不当道。不当道的在外围，保护内部的城乡、田亩、道路。当道的五部既是五个防卫组织，又是五个驿站，每部下属6-7个亭隧，组成一个专司邮驿交通公务的线路，称道上塞。所谓道上，就是从张掖太守府治得分出的、向北直达居延的支线道路。不论是文书、车马还是烽火，从居延均可畅通无阻的直驰长安。高平道簿，从长安起，到张掖太守府（或一度为州刺史治所，大将军府）治得止，正是居延塞与河西、长安关系密切的明证。

酒泉郡不当道的军事区有会水县和酒泉北部、东部都尉防地。位于今金塔县鼎新镇，为北大河（呼蚕水）、黑河（羌谷水）合流处，地志所谓“众水所会”。《中国历史图集》将会水置于高台县正义峡口。该处无水可会，现存的烽隧坞壁防线也属于张掖郡。鼎新，在河以西，其烽隧城廓，斯坦因曾踏察过，定为酒泉郡东部都尉塞。从酒泉郡治禄福县（今酒泉市），沿北大河向金塔，再东北抵鼎新，有古道、烽隧塞防，这是从禄福向北的支线道路。到会水县，此路与居延支线合一。北大河、黑河二水相会的河谷地带，是河西走廊出漠北、蒙古的咽喉，也是匈奴南侵的通途。所以从河西大道上分出的两条支线，由张掖、酒泉二郡的三个都尉、三个县负责驻守，列为禁区。其南、北二处还设置肩水金关、居延索关两道关隘，管理进出交通、邮政和关禁。

关于敦煌郡境大道驿置道里，据所知从东至西为：渊泉、冥安、广至、鱼离置、悬泉置、遮要置、敦煌、龙勒共八座县置。其中，敦煌至遮要至悬泉，今距多为30公里左右。效谷县不当大道，约在悬泉以北，从悬泉置应有支线道路通往该县置。又宜禾都尉塞防在渊泉、冥安、广至县以北；中部、玉门都尉塞防，在敦煌以北、西北；阳关都尉塞防，在龙勒西南；皆不当大道。这些军事区，均应有支线道路通达，其详情，我想新出土的悬泉简牍将会有所反映。

我们对这些军事区域内的交通、邮政、警戒体系的军事化性质，业已清楚。但对河西大道沿途的驿置和警戒体系是否纯属民政性质？目前尚不甚了了，也有待悬泉简牍披露新的资料或线索。

现在专门谈一谈张掖郡的骊县。

骊轩县不当河西干道，此视两份道里簿复原即明。关于它的位置，学术界倾向于在今山丹、永昌以南。记得1973年我在金关发掘、释读简牍时，简中即记载汉代河西有骊轩苑等三个养马场，苑中设置官吏机构，蓄养官奴；又骊县多出骑士，有些骊籍的骑士、民众，姓名纯属音译，故疑该县多少数民族，且与养马有关。河西之马苑，不在景帝“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数目以内。其中骊苑，便可定在今山丹军马场范围之内。同理，骊县也应在那里，大致在古焉支山以南，不当大道，但也应有支线道路通达。其位置，当距汉删丹近而距番和远，支线当接于删丹县处。骊南境，直当扁都口（隋、唐的大斗拔谷），和青海大通河上游俄博一带，为著名的扁都口道，可以径至汉金城郡、南入羌中各地。十六国时期，此道交通较频繁[扁都口之路，也是古代祁连山两侧民族迁徙往来的便道之一，自然条件差，行旅不便，历史上多用于军事奔袭遁逸之用。但特殊情况下，在河西道、羌中道之间起调剂作用。不过，这种作用有时被过分夸大了。]，尤其在河西道梗阻不畅和五诸国战争互斗之时。河西自古盛产良马，而以山丹马最为著名。据马学专家崔溪先生研究，山丹马为中亚大宛“天马”与蒙古马混血之完美结合，乃是在河西长期培育的结果[崔溪（～2002年），中国农科院兰州畜牧兽医研究所研究员，养马学著名学者，曾参与山丹军马的选育工作，著述等身，此不引。我为解释雷台铜奔马，自七十年代初亲向聆教，后再结文字交数十年，受益匪浅。不意去秋从杨诗兴先生处得悉崔老已不幸病逝，谨此寄托哀悼之情——作者。]。山丹军马场历史悠久，据说其总场大马营原曾立有隋开皇年碑刻，惜今已不存。该场一直是中国最大官马场之一，其前身应即汉代骊苑。又关于骊是“亚利山大利亚”（大秦）的音写，骊县乃是安置被俘罗马、叙利亚士兵所设等说法，近年来，学术界颇多予以驳正。骊一名，可能与其地原居民匈奴部“犁汗”族人有关，安置罗马俘兵纯属无稽揣测[据史记、汉书大宛传、西域传、匈奴传、张骞传，当时中国所知西方之最西，有黎（犁、、犁汗）之国。至后汉书西域传，始称犁为大秦，指罗马或叙利亚。汉书地理志张掖郡又有骊县。东汉服注汉书张骞传，曰“张掖[郡]县名”，唐颜师古则云：“，即大秦国也。张掖骊县，盖取此国为名”。及至近代，王先谦补注汉书地志骊：或作丽、、黎、黎汗，“音同通用，轩即大秦国，盖以其降人置县”。法国伯希和1915年提出黎是罗马最大的国际城市亚利山大利亚（Alexandria，埃及北部）的音译，（“Li-Kien，autrenomduTa-Tsin（OrientMediterraneen”（Ta-Chhin）。TP。1915，16，p690）。而美国德效骞（H。H。Dubs）多年注意并研究汉书陈汤传关于元帝时期西域都护甘延寿、陈汤征北匈奴郅支单于、攻克郅支城的记载，认为所谓“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是罗马军团雇佣兵，正在操练一种用大盾排列的龟甲阵形。而这些罗马或叙利亚的士兵，又是公元前54年在西亚卡尔雷地方，罗马三巨头之一克拉苏东征，被波斯人大败而俘获去的降军。1943年他进而提出，他们在郅支城战役中又被汉军俘获，被朝廷安排在张掖郡骊县，在中国娶妻生子渡过一生。而据他的语音研究，骊正是亚历山大利亚之误译。Alexandria，中古音k可以代替x，而首尾音辍可省，可读为“lekand”。（“ARomanInfluenceonChinesePainfing”，CR，1943，38，13）。从前述基本脉络看，史汉的时代对、骊和汗等，尚无同音互通之说，对其意义之别也不甚了了。东汉服各家读音不一。唐代颜师古，只注释了骊乃取大秦之名以名县。晚近王先谦等又进而发明以大秦降人置县。以上皆属学术探讨，并无确证。德效骞也没有找到证据。据出土汉简，宣帝神爵二年（前60），河西已经建置骊县、苑。昭帝元凤三年（前78年），张掖属国都尉所辖千长义渠王将士射杀入侵之匈奴右部名王汗王，“赐黄金二百斤、马二百匹、因封为汗王”（见汉书匈奴传），可见张掖属国部下，有匈奴人汗部落。汗人很可能是河西走廊原居民之一。德效骞安置俘虏之说，据陈汤传：“生虏百四十五人，降虏千余人，赋予城郭诸国所发十五王”。所谓虏乃指“氏、太子、名王以下”的郅支单于亲属大臣，降虏则主要是匈奴、康居人，而“单于城上立五采幡帜，数百人披甲乘城，又出百余骑往来驰城下，步兵百余人夹门鱼鳞阵，讲习用兵”，即使是罗马叙利亚军团战阵，传中已明言，其被俘者已就地赐给了西域发兵诸国，故安置罗马、叙利亚人于骊之说实属臆断。此例为近代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史因失误产生误导的典型例子。此外，英国李约（JosephNeedham）受其影响，也曾怀疑史汉匈奴、大宛传之“秦人”为罗马人。（《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出版社·1975，第一卷总论，第七章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科学思想与各种技术的情况，十二节总的观察，（5）潮汐的观察者和“秦人”）。他1943年11月路过甘肃永昌（传为汉骊轩县），还特别注意到“永昌山区居民的脸颊特红”。我曾写小文《秦人·秦胡测》（《考古》1983年3期），指出秦人是久居西域且已“胡化”了的汉人，与大秦无涉。但该文对骊安置罗马战俘说只是提出置疑，未及深究。时隔二十余年，问题依然有存在争议和疑窦。谨为述补如上，供批评指正。]。西汉时翻译之事始兴，罗马城市名和匈奴部族名偶而译成同一语音，也在情理之中，二者之间并无必然联系。

九、关于祁连置

河西道簿张掖郡最后一站为祁连置，在昭武之西，酒泉郡表是以东。此置名亦令人联想元狩二年霍去病攻祁连山的战役。和居延置一样，这显然也带有纪念色彩。居延的金关简中有“祁连置”，但不明其位置，现知界于汉表是、昭武县之间，乃张掖、酒泉二郡之分界。祁连属匈奴语，匈奴歌谚：“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繁息！失我焉支山，令我妇女无颜色”！学界或以祁连同撑黎，谓祁连山、天山是一，非是。问题出在祁连并不是撑黎的又音。汉代人的地域观念并不模糊泛泛。南山，指西域或河西东西绵亘的山脉，有时分别称以西域南山、河西南山。昆仑、祁连，则谓其中具体的高峰。关于祁连置的位置，分析推测较难。河西道的张掖、酒泉郡段，由于缺乏确凿无疑的已知地点作座标，（例如有文献记载、考古依据和道里簿这样的文字文物作证），尚存在许多阙疑。不同时代的地志记录，因历史变迁，不仅失准，甚至误导，故引用时应谨慎。我们姑且假设张掖西北40里的黑水国遗址为汉得县，据河西道簿，西去昭武62汉里，合25—26公里，可抵临泽县北黑河边鸭暖、蓼泉二地之间。再前一程61汉里到祁连置，当25。3公里，假设继续沿黑河西行，祁连置约在今高台县东境与临泽邻近。再前一程至酒泉郡表是70汉里，合29公里，正是著名的骆驼城遗址（东晋十六国时期建康郡城）。按从此处道路有分叉。明清时期西行乃向西北，沿黑河经宣化、黑城、池（即明长城）一线进入酒泉临水，一路皆有驿铺。汉晋道路则应沿骆驼城的方向向西。以上的祁连置只是假设。再向西，酒泉郡诸县置次第里数皆无，暂无法假设模拟。陶保廉《辛卯侍行记》云，唐有祁连，地当酒泉东之清水。李并成著作认为（22），唐祁连戌在今高台南之红崖乡东大村，其地有汉唐古城，南距祁连山仅4公里，扼踞摆通河之水关峡口，该处可通祁连山深处与青海省。按其说甚胜于陶氏，但这里高寒偏辟，不可能是汉代当东西大道的汉祁连置故址。李氏推定汉昭武在临泽蓼泉、鸭暖乡颇中肯。测该处至高台红崖乡直线距离71。25公里，合汉里171。68里，而道里簿昭武至祁连置仅61汉里。汉、唐之置、显然不是一地。但这一点却提示我们，汉祁连置处，也可能有支线道路南通祁连山。宣帝神爵时西羌叛乱，宣帝命令破羌将军、酒泉太守辛武贤将酒泉、敦煌兵，强弩将军许延寿将三辅及武威等兵……数道南下（入青海省），聚罕开羌于青海湖西北，详见赵充国传。我过去讨论河西道通青海翻越祁连山的道路不只扁都口道一途。这里，从汉祁连置向南也应有一条道路。这些南下的，或北向的道路，对河西大道而言，都是支线。它们在大道上有驿置接点。例如，从祁连置的分叉，可通祁连山麓之张掖属国诸羌胡住地，或再通羌中（青海）。

十、县置次第和长安至敦煌示意图

这两份道里簿提供的县、置次序，表明了它们的相对方位和关系，毫无疑义，应该说是符合历史真实情况的。但我们发现有多处，与权威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不同。以下摘要录出，并作对比和说明。■代表木简道里簿；●代表《历史地图集》；→是行路方向，均按东→西或南→北排列。□□代表空缺。

①安定郡界中：

■月氏→乌氏→泾阳→平林置→高平（东西→西北）

●泾阳→乌氏→□□→朝那→高平

月氏

②张掖郡界中：

■番和→删丹→日勒→钧著→屋兰→氐池→得→昭武→祁连置→表示（东→西）

●番和→日勒→删丹→□□→屋兰→□□→得→昭武→□□

氐池※

□→表是

③酒泉郡界中：

■玉门→沙头→乾齐→渊泉（东→西）

●玉门→乾齐→池头→渊泉

以上对比，安定郡的月氏、泾阳，在道里簿和《图集》中的位置正相颠倒。简簿的月氏在最东，而《图集》月氏却在乌氏的西侧较远，已脱离乌氏至高平间的线路上。当然，道路会有曲折。但道里簿月氏至高平共五站四程230汉里，合95。63公里。而今天地图此段直线距离与汉道里数相差无几，可知汉时的道路非常笔直，几乎是没有迂回弯曲的。又张掖郡的删丹、日勒二县位置方向，屋兰、氐池二县的位置方向，在道里簿和《图集》都是相反的。《图集》将氐池置于今民乐，北距删丹（山丹）、屋兰（今张掖东）较远，经过氐池的道路，从北方将向南方绕一大弯，再回到北方，这当然令人费解。又酒泉郡段，则是沙头、乾齐二县方位完全颠倒。

以上仅排列指出其中的问题所在。驿置道里簿汉简，是汉代邮驿政务行路的依据，我们没有任何理由怀疑它的真实性、权威性。看来，过去对汉代河西历史地理作出的一些结论，应当根据这两份简牍文书：《高平道驿置道里簿》和《河西道驿置道里簿》，重新进行衡量、验证、反思和修正。

由于河西是汉武帝开始开拓的新疆土，故河西后来历代地理建置均与汉代的史地建置可以说是它们的蓝图与奠基石。因此，这两份道里簿的发现，对河西走廊整个历史时期地理建置的研究，都有着重要指导意义。我始终认为，我们对它的认识和研究还相当的不足。它的价值，包括明显的和潜在的，似乎尚未全部揭示出来。这正是我们此文的出发点和目的。参加高平道簿的发掘整理已整整三十年了，近来又看至悬泉置河西道簿的材料，这真是一把的解读钥匙，得以重温旧梦，了却心愿。

根据二枚道里簿，我们可以排出汉代的基本状况（示意图）从长安出发经高平、河西二道到达敦煌的正确的官道驿置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