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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5（第2页）

“你还记得我们从城里搬到这里来的时候吗？”爱波问，“还记不记得要离开城里的公园，要离开幼儿园里的小伙伴，你有多么伤心。但是后来怎么样了呢？不到一个星期，玛德琳的妈妈就把她带到我们家里来了，然后你又认识了多丽丝·唐纳德森，还有坎贝尔家那几个男孩儿。过了不久你就开始上学了，在学校里你认识了新的朋友，从此再也没有什么事情能让你不开心。我们到了法国也会这样。相信我。”

詹妮弗抬起皱巴巴的小脸，似乎有话要说。不过要在急促的喘息之间把字吐出来不太容易。过了几秒她才说：“我们会在那里生活很长很长的时间？”

“当然，不过你不需要为这个担心啊。”

“永远永远生活在那里吗？”

“这个，”爱波说，“可能并不是永远永远，但是肯定会生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过你不需要担心这么多的，宝贝儿。我想，你觉得不痛快，只是因为外面这么好的天气而你憋在屋子里太久了。快去洗个脸，然后跑去外面看看迈克尔在干什么，好不好？”

当詹尼弗走了之后，弗兰克站到爱波和缝纫机的后面，“天哪，这让我不舒服，你不觉得吗？”

爱波并没有抬起头来：“你是什么意思？”

“我也说不太清楚。我只是觉得我们的计划可能不太深思熟虑，尤其是从孩子们的角度看。我觉得我们不能回避的是：这对他们来说是相当煎熬的。”

“他们会熬过去的。”

“他们当然会‘熬过去’，”他试着把话说得更无情一点，“我们可以绊倒他们折断他们的胳膊，而他们依然可以‘熬过去’，但这不是我要说的，我要说的是……”

“弗兰克，你是想提议我们放弃这个计划么？”她转过来朝向他，抿着嘴微笑，这正是弗兰克所定义的“强硬”表情。

“不！”他从她身边走开，踏在地毯上，“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长时间默默地翻看那本他根本看不进去的法语书之后，他认为把焦躁宣泄出来更好，“我当然没有那个意思，为什么你总是要往那个方向去想？”

“因为如果你不那么想，我不认为再讨论这些有什么意义。这是一个谁说了算的问题，大家都同意之后就要坚持这个决定。如果是孩子说了算，那么显然我们就必须遵从他们的决定，做他们认为最合适的事情，换句话说就在这里等着腐朽烂死。如果相反……”

“你先等等，行吗？我可从来没说……”

“你先等等，行吗。如果相反是我们说了算的话——这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就拿我们比他们多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来说，我们也应该更有判断力，不是吗？那就是说，我们应该走。然后第二件事就是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

“这就是我的意思！”他挥起胳膊，“有必要那么上纲上线吗？尽可能帮助他们轻松地熬过这个过渡期，这就是我要表达的意思。”

“那就好。我要说的是，我们不会改变主意了，我们会跟着计划走并尽我们所能直到他们完全适应。在这段期间，我认为没有必要摇头晃脑，悲叹孩子有多可怜，或者扯到什么绊倒断胳膊一类的话。坦白说，我认为你应该铲除掉那些没有必要的多愁善感。”

在过去的好几个星期里，这次最像一次吵架了。在接下来的一整天，他们不得不相互回避，甚至显得过于客气。直到晚上睡在同一个床上，他们也小心地不触碰对方。第二天早晨他们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醒来时，不情愿地想起今天是星期天，他们的贵客约翰·吉文斯即将大驾光临。

米莉·坎贝尔主动提出她可以帮忙照料弗兰克夫妇的孩子，“我想你们不会希望他跟孩子待在一起，对吗？万一他真的疯了起来就不好办了。”爱波拒绝了她；但是这天早上当约定的时间慢慢临近，她还是改变了主意。

“如果你还愿意的话，米莉，”她在电话里说，“我想还是请你帮我们照看孩子吧。我想你是对的，让孩子面对这样的人确实不明智。”米莉答应她的请求之后，她开车把孩子送了过去，比正常需要的时间提早了一个或两个小时。

“天哪，”回到擦拭得干干净净的厨房，她跟弗兰克一起坐了下来，“这件事叫人紧张，对不？我想他到底是一副什么德性。我好像还没见过精神不正常的人，你见过吗？我指的是那种被确诊为疯子的人。”

弗兰克倒了两杯干雪利酒，这是他喜欢在周日下午喝的饮料。“你愿不愿意跟我打赌，他很有可能跟我认识的那些‘没有被确诊为疯子’但神经兮兮的人并没有太大区别。让我们放松下来然后迎接他吧。”

“嗯，你说得没错。”她的表情告诉他，昨天的不愉快早已经烟消云散了。“你天生就懂得处理这一类事情。你真的是一个慷慨大度和善解人意的人，弗兰克。”

雨总算停了下来，不过外面还是很潮湿、灰暗，这种天气更适合留在室内。厨房里飘扬着莫扎特的乐曲和雪利酒的清香。这种感觉正符合他对婚姻的设想：不刺激不兴奋，但有着一种相依为命的安全感，维系着两人的是对等的柔情，点缀着一些浪漫……当他们心平气和地对坐聊天，一边等着吉文斯家的车子从滴答着水的树旁驶出来，弗兰克感受到一两次愉悦的颤动，就像那种天未亮就出门的人忽然感觉到第一缕阳光洒在自己脖子上那样。他觉得很安宁。而当车子终于驶上来的时候，他认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

吉文斯太太第一个走下车。她先朝弗兰克夫妇站的方向笑了笑，然后回身到后座取大衣和袋子。霍华德·吉文斯也从驾驶座走下，并缓慢笨拙地擦拭眼镜上的水汽。他身后跟着一个高瘦的红脸青年，衣衫褴褛，就像刚从孤儿院或监狱里走出来。约翰·吉文斯戴着一顶帽子，不是那种后来开始流行、后面连着松紧带的鸭舌帽，而是那种宽平的老式廉价帽。他的工装裤毫无剪裁可言，松松垮垮地挂在下半身，而上半身的深棕色前扣式毛衣却又显得太窄小。从50英尺，或甚至50码看过去，他像是刚从政府福利机构领了这身救济衣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