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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积崖的开创年代与相关问题（第1页）

兼论早期佛教艺术

我对佛教艺术是门外汉。学校毕业后到甘肃工作，一开始便是石窟调查建档，踏访了不少历史名刹，如麦积山、炳灵寺、马蹄寺石窟等。此后又与石窟考古绝缘了数十年，只是偶尔投以关注，积累了一点皮毛印象。其中，关于麦积崖的开凿、源流等，目前尚未定谳。这不只关系其本身的历史地位zhenxi，还涉及我国佛教的传播和石窟艺术的渊源、演变的正确阐述，也是建国后石窟考古学逢到的第一个重大疑难，甚至今天这一问题还在困惑我们。兹不揣陋浅，冒昧陈述一二，抛砖引玉，以期深入切磋而已。

历史的回顾

早在1950年代，麦积崖刚勘察完不久，史岩、（日）町田甲一两位先生就同时发表了不同的观点，[[日]町田甲一《论麦积山石窟的北魏佛》，日本佛教艺术学会《佛教艺术》35期，1957年（甘肃省图书馆梁民达译为中文）；史岩《麦积山石窟北朝雕塑的两大风格体系及其流布情况》，《美术研究》1957年第1期。]可以说这是延续至今的分歧争议的起点。

史氏指出：麦积艺术的式样、风格和渊源，存在：一、汉式传统；二、传入、汲取外来因素两大类型体系。后者的“前期”74、100、70、71、77号等窟，是北魏太武帝“灭佛”（446）以前相当于四世纪末、五世纪初之作，并影响了后来的云冈。他甚至还认为昙曜五窟“可能就是由麦积山派遣来的优秀作家所造作”。史氏此论绝非“空穴来风”。因为北魏平定北凉掠夺了大批佛僧、工匠东渡平城，成为后来北魏佛教艺术大肆造作的参与者。而众所周知，如《高僧传·玄高传》所载，北魏所掠人众中也包括有后秦、西秦的僧释佛徒等。

町田先生针对《麦积山考察团工作报告》[吴作人《麦积山勘察团工作报告》，《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第2期。本文引自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编辑的《麦积山石窟研究论文选集》，甘肃人民出版社，2005年。]不确定的推测：“六国共修”约是从唐上溯隋、北周、西魏、北魏至后秦，经过标本学、类型学的比对，认为麦积全部早期洞窟几乎无一可上溯后秦或五世纪前半期的，现存较早之作晚于孝文太和中期，开凿年代与龙门或云冈之龙门期大体同时。

二位资深学者于同一雕塑之断代如此悬殊，而研究方法基本相似，恐怕是所持理论和主观认识各异。症结在于，当时对云冈之前的十六国阶段及其艺术宗教特征和流变的认识，还属于空白，有待新的发现、探索。町田氏说麦积无后秦，也只是间接从理论和考古类型的比较上，认定麦积早期晚于昙曜五窟、甚至云冈二期。我猜想，理由之一当是云冈比麦积具备更多更强烈的外来因素。日本学者于云冈石窟的研究是积累有年的，町田氏尤精于古印度、犍陀罗艺术，他们对云冈更赋予外来因素的论述毋庸置疑。但何谓后秦佛教艺术？不易回答，史氏也不可能有先入为主的看法。直至今日，传世的金石佛造像亦未闻有后秦铸造者。或亦因此而没有引发双方的争论。只是当炳灵寺发现了西秦（3８5～431）的佛像遗迹时，关于佛教艺术的十六国阶段和麦积开创的问题等，才重又被提到日程上来。

认识总有个过程。回顾麦积开凿分歧的这段尘封历史，似应承认，史氏早就注意到云冈与其远亲印度（或中亚、西域）之间，还应有一个近亲的中介或过渡环节。此前他踏遍河西天梯山诸石窟，[见史岩《凉州天梯山石窟的现存状况和保存问题》，《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2期、《散布在祁连山区民乐县境的石窟群》，《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4期、《酒泉文殊山的石窟寺院遗迹》，《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7期。]遗憾的是，过于零星、残断、分散的凉州石窟资料，未引起足够重视，而最终是将立论支点落脚于麦积崖。在他的体系、序列中，麦积、云冈早期是分处其第二“外来因素类型”的前、后期，年代差了半个世纪。诚然，他对麦积崖早期早于云冈一期的论说似欠透彻有力。其次，作为正确阐述石窟艺术不同时代、地域、风格的产生、发展，以及传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关系等，其理论是积极而有其合理内涵的。但不敢欣同的是，两大体系同时并存并交互影响，明显有违于佛教艺术在中国的实际，[佛教、佛像初入中国，最早的中土佛像，有以传统技法制作的，如四川汉末、三国时期原始古拙的陶石佛像。后来出现模仿外来印度、锡兰、中亚、西域佛像的风格类型，如日本藤井有邻馆藏四世纪之镀金弥勒菩萨立像（传陕西出土）；又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藏时代同上镀金禅定狮子座佛像（传河北出土）；又旧金山亚洲博物馆藏后赵建武四年（336）镀金禅定坐佛。以上第三尊明显为仿照舶来外域佛像之作，方台座前附镶一对狮子及摩尼火焰宝珠已佚。第二尊衣饰、面相神情模仿犍陀罗，但技艺手法稚拙，又双狮子为汉晋风格。第一尊亦透露强烈犍陀罗菩萨像特征，但发式、衣褶已汉化，胸腹的解剖学处理程式化，身材粗短，不合比例。故后二尊亦定为中土所造，但已有相当仿造水平与娴熟程度。如果说以上两种类型曾一度并存，也是非主流的偶然现象。但基本规律是每一时代一种主流样式风格代表潮流，起主导作用。像史氏所谓不论时代早晚（如十六国、北魏、西魏）都并存两种风格类型体系，不仅麦积崖，在中国其它石窟寺中都未曾发生。]未免陷入机械论的境地。尽管如此，他置麦积早期于云冈一期之前，仍然是一次勇敢而有益的探索和创新，这与后来“凉州模式”的观点是异曲同工的。

1960年代初，甘肃省博物馆文物队加强了石窟考古工作。1961—1962年，派出张宝玺、董玉祥二人随北京大学阎文儒教授的石窟小组调查国内重点石窟并学习。其时阎先生正着力探讨中国石窟的源流传承脉络。受其影响，甘肃诸佛窟开创年代一时成为圈内热门话题。

1963年4～6月，文物队对全省重要石窟展开新一轮勘察，首个目标选中炳灵寺。这实际上是一次“练兵”性质的实习和探险。[甘肃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调查炳灵寺石窟的新收获—第二次调查（1963）简报》，《文物》1963年第10期。]5月底工作即将结束，平时对唐述、时亮窟早就向往遐想，此时一睹究竟、势在必得的念头已不可抑止，于是，在岳邦湖的带领下，与初世宾、王有举共三人，费时一天，冒险攀岩，终于登临凌悬高峡的169窟，一举发现令中外惊诧的西秦佛教艺术珍品。[这次攀登169窟，在5月23～29日。5月23日晨九时开始，使用长30米碗口粗巨缆两条，钢钎20余，拼接10米长梯1架，小木梯2个，及其它绳索、木杠、工具等，由岳邦湖（文物队长，此次勘察总领队）率先探路指挥，初世宾紧随协作，王有举（炳灵寺保管所所长）殿后运送接应，由低而高，利用崖面的坑凹和遗留的残桩栈孔等，捆缚架设极简易的绳梯杠栈，几经翻转弯折，下午四时许进入169窟，自最近地面攀升约近40米。此后在洞内又连续工作六日，每日早晚仅上下一次。岳负责摄影，初做文字记录，二人合作测量等。5月29日撤离之前，岳、初负责接引陪同每位勘察人员逐一登临观摩，保证安全。此四十年前事，情形未曾披露，谨简志于此。]中国石窟之确凿定为早于昙曜五窟的十六国造作，这还是破天荒的第一次。说来偶然，实则也在意料之中。记得当第6龛的墨书题记“建弘元年岁在玄枵三月廿四日造”，清晰地映入望远镜时，[关于此题记，日本学者曾有质疑。见（日）福山敏男《关于炳灵寺石窟的西秦造像铭》，《美术研究》276，1971年（转引自（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认为岁星（木星）在玄枵之次，当合干支纪年的子年，而西秦建弘元年（420）为庚申年，四年后的建弘五年岁在甲子，故题记当作“建弘五年”（424）为是。按，木岁并非整十二年绕日一周，而是略有超过，其准确值为11。8622年一周天，故每过86年木星会超过一个星次（木星每年在天体仅运行移动周天的112，称一星次），谓之“超辰”。为求岁星纪年的准确度，就要纠正超辰问题，即每86年需减一星次。这里建弘元年岁在玄枵的星次，而干支纪年为庚申年，约经过纠正。又十二星次的玄枵位于“子”位，与干支纪年的地支“子”并无关系。题记“元年”的“元”形近“五”字，容易误辩。其原文、录文皆作“元”字无误。]凭直觉那肯定是早期写经的书风，但却想不起属于何王何年？只得从高空向下喊话，请地面带年表的同志查对，而结果确实令我们惊喜和兴奋了好一阵子！

炳灵西秦遗珍的发现很有意义：

1．它是上世纪石窟考古的重大事件之一，确证十六国或更早时期佛教艺术的存在和辉煌。西域、内地早期佛教遗迹遗物今后还会发现。他们无疑将成为佛教史、艺术史、石窟史志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和研究新领域。

2．炳灵169、1、16窟等为代表的西秦佛教遗迹，是石窟考古学年代与类型的珍贵标本，也是研究鉴别十六国时期或更早的佛教艺术的重要依据。

3．从佛教、文化艺术史两方面印证了十六国时期后秦、西秦、北凉对北魏的重要影响。其实质和过程是，对外来成分的积极汲取、改造，对内则是民族间的交流融合，不断统一、创新、前进。

4．促进了中国石窟早期阶段与相关问题的研究探索。此后，甘博文物队同年7~10月继续调查张掖金塔寺、千佛洞、酒泉文殊山、玉门昌马大坝、下窖诸石窟，对“早期”的断代就更多了些理性和自信，也就自然产生了“凉州石窟”不只天梯山一处、北凉一朝的认识。我们发现，金塔寺东、西窟和千佛洞塔柱窟与炳灵169、1号虽具有同时代之气质风格，但造像样式迥异，169窟以地道的中印度秣菟罗风范为主，金塔寺造像底层原作保存极佳，我敢说那是内地最“犍陀罗化”的作品。[时笔者负责做金塔寺东窟记录，曾对两处造像外表臃肿的后粧泥皮，试做局部剥离。一处为中心柱背侧下层龛形象相同二弟子之一，经剥离面部显示为迦叶长老。另一为柱东下层外侧胁侍菩萨，面部露出古希腊美女雕塑的娟好形象。如此希腊化、西域化的倾向，除新疆库车、和阗、鄯善以外，两关以东包括莫高窟等地，是绝无仅有的。调查金塔寺石窟时，调查人员驻大都麻公社所在，每日步行上洞一次，进李家沟抵窟前，从极浓密的灌木林中穿行，需手持刀斧木杖“披荆斩棘”。时值七月大雪，祁连深处，终日不融，深可没胫，要披着棉被工作。]大坝石窟在玉门疏勒河上游昌马峡口，因工程炸石破坏，用望远镜看到与莫高、文殊等相同的中心柱和神秘浓郁的画风，与金塔寺系统区别较大。又1966年3~5月调查兰州东北的靖远县法泉寺石窟，发现也有十六国时期的佛教遗迹，[法泉寺石窟，位于靖远县城东北15里赴打拉池公路山口处，洞窟约七、八处，为主的最大一窟方形，塔柱半凿出，紧挨后壁，似为未完工者，壁面散乱分布包括北魏早期的佛龛，窟门方形，门外两侧凿圆雕二禅定坐佛，门内两侧壁各一圆拱龛坐佛，衣饰通肩、袒右肩，风格与炳灵、金塔寺相似。又另有高方坛塔柱窟二、三座。其中之一，塔柱前彩塑密迹金刚立像如炳灵169-3龛和金塔寺西窟塔柱正面下层者。有二座塔柱窟被初唐重修，遗有极精美的佛、菩萨塑像。该寺外崖面满布小禅窟多达数百。寺内遗北宋开封为法泉寺勘定度牒四百余僧人之碑碣。西秦国都在412年徙都枹罕（今临夏市）之前，曾都勇士城（385年，在今靖远县地）、苑川（400年，在今榆中县苑川河流域）。故推测法泉寺石窟为西秦王乞伏国仁、乾归时所开凿。

该石窟资料丢失，未发表。文革中为寻觅收藏《文溯阁四库全书》处，曾再次踏察一次，该处已为军队借用为仓库，但一切保存尚好。后又闻为群众性宗教团体维修恢复活动。一晃四十余年，不知近况。]可能是西秦前半期定都勇士、苑川时期的造凿。又，70年代敦煌文物研究所参照炳灵169，酒泉、敦煌的北凉刻铭石塔，及新疆、云冈、河西等地，自身排比，首次析出北凉统治敦煌时期（420～442）的268、272、275三窟，定为莫高窟总分期的第一期即十六国晚期，[敦煌研究院编《敦煌石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96年。樊锦诗、马世长、关友惠《敦煌莫高窟北朝洞窟的分期》，《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这也是一次有意义的新突破。

麦积山石窟自张学荣1962年任所长以来，一直留意开创年代问题。70年代初他发表《麦积山石窟的新通洞窟》一文，[麦积山文物保管所张学荣执笔《麦积山石窟的新通洞窟》，《文物》1972年第12期。]强调创建于后秦即400年前后，可以说是重启和继续了50年代的那场争论。围绕这一主题，从此展开一场持续至今的学术讨论。许多中外学者发表了很有见地的意见。目前讨论仍在继续。焦点虽然集中在麦积崖，但触及石窟考古的问题却相当深刻、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