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02（第1页）

分歧所在

以下对诸家论述分歧的所在，取其主旨，存其枝节，按最早洞窟开凿、年代、传承关系等几个方面扼要归纳于下：

一、后秦（西秦）开创说

麦积崖的早期窟龛以74、78、90、165等为代表。创建于十六国后秦王朝（384～417），或西秦（417~431统辖秦州）。时代早于并影响了云冈，后者初期造像题材、风格等，均可追溯至炳灵寺、麦积崖。代表学者有：史岩、张学荣、[同前注。又见张学荣、何静珍《麦积山石窟创凿年代考》，《文物》1983年第6期；《再论麦积山石窟的创建年代及最初开凿的洞窟——兼与张宝玺先生商榷》，《敦煌研究》1997年第4期。]阎文儒、[阎文儒《麦积山石窟的历史、分期及其题材》，《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10月。]董玉祥、[董玉祥《麦积山石窟的分期》，《文物》1983年第3期。]杜斗城、[杜斗城《北凉佛教与河西诸石窟的关系》，《敦煌研究》1986年第1期。]步连生、[步连生《麦积山石窟塑像源流辨析》，阎文儒主编《麦积山石窟》，甘肃人民出版社，1984年。]金维诺、[金维诺《麦积山石窟的兴建及其艺术成就》，《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温玉成[温玉成《中国早期石窟寺研究的几点思考》，《敦煌研究》2000年第2期。]等。

还需另加说明。张学荣认为《太平广记》引《玉堂闲话》云“古记六国共修”当在400～410年，时姚秦在五胡诸国中最强为“霸主”。释“六国共修”以此论最妥。即诸国为佛陀和宗主国共做功德造窟。金维诺先生力主只有后秦、西秦时期有造窟可能。此外，在74、78窟之间76号小窟佛座前方，他发现底层墨书铭文：“南燕主安都侯□□文∣姬□□□後□造．．．．．．”。据《晋书》、《资治通鉴》所记考证，事属姚兴弘始三年（407），南燕王慕容超遣使赴后秦称藩，献太乐伎以迎取超之母、妻时所造之窟。按，此题铭非常模糊，不足凭据。温玉成强调麦积崖创于400年初，举庾信《麦积崖佛龛铭》“度杯远至”为证。庾子山此处称引典故逸事，恐为漫衍虚文，故不宜当真。但他主张后秦全盛时期，作为关中佛教文化圈内的麦积崖早期作品具有“楷模”作用，自在情理之中。至于是否称之“秦州模式”（约400～417），“凉州模式”是否又是其继续和发展，值得再作探讨。杜斗城认为玄高一辈高僧在长安、麦积山、炳灵寺、凉州和平城的频繁活动，加深几者间的密切交流关系，促进佛教与石窟寺的修建，实为不易之论。

二、仇池国开创说

郑炳林主张最早洞窟74、78号坛基诸供养人像榜题与建窟同时，但题名“仇池镇”为仇池国杨盛所建二十部护军镇之一，非北魏于仇池所置镇，故78窟创于杨盛时期（394～）。又郑氏重新审视76窟题记，当是“南秦主安都侯□陇右诸□□俊敬造”，与金氏所释颇出入。[郑炳林《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序》，郑炳林、魏文斌主编《天水麦积山石窟研究文集》，甘肃文化出版社，2008年。]又据《魏书·氐传》记，考此处之“俊”，即晋穆帝永和十二年（356）纂杀仇池前王而自立的杨俊，76号为杨俊所造。74、78窟同时或更早，75、93窟也是仇池国所建。

按此说存疑颇多，尚待继续推敲。一是先需甄别题记文字无误。二是杨俊据《通鉴》卒于穆帝升平四年（360），如此，76窟当凿于356～360的五年或更早些。但此推定与76窟造像年代（拙见相当于太和改制初，表层壁画隋代），相差达150余年，又以国主身份造此弹丸小窟似出乎常规。三是《北史·氐传》云：仇池杨定被西秦攻杀，杨盛继之为王。《通鉴》系此于太元十九年（394）十月。杨盛不设郡县，而分诸羌氐为二十部护军镇戍，亦系于是年。这样，公认最早的78窟开凿上限不过394年，反而大大晚于76窟，也不符合洞窟断代和崖面分布的实际。

三、后秦始建已毁无，今存最早为文成复法后所作说

主此说者有张宝玺、[张宝玺《麦积山石窟开凿年代及现存最早洞窟造像壁画》，《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又《从“六国共修”看麦积山石窟的历史》，《敦煌研究》1995年第4期。又《再议麦积山石岩寺年代及第78窟创建年代——兼答张学荣、何静珍先生》，《敦煌研究》1999年第1期。]邓健吾（即日本学者东山健吾）、[（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中国石窟·天水麦积山》，文物出版社、平凡社，1998年。东山健吾《麦积山石窟的创建与佛像的源流》（管秀芳译），《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黄文昆[黄文昆《麦积山的历史与石窟》，《文物》1989年第3期。]三家，其论证在以下方面颇一致，兹予引述：

1．历史记载和石窟考古并重，尤其对大量翔实的文献、碑刻及秦州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要的地理环境等，给予重视和研究。张氏谓麦积佛教活动可上溯十六国晚期，石窟兴建与炳灵、天梯山同时而早于云冈、龙门。黄文昆直以为创建于姚兴之世（394～416），主事者或即姚兴本人。总之有不少独到新鲜的见解。

2．最早的后秦（西秦）的造作，因地震崖塌和北魏太武帝“灭佛”（446）的破坏，今已不存，很难再找到十六国时期的遗迹。

3．现存最早的78窟，是文成帝“复法”（452）至孝文帝太和十年“改制”（486）之间所作。理由是，78窟坛基的“仇池镇”胡服供养人只能在太平真君四年（443）平仇池置镇以后，而七年（446）即“灭佛”，造窟就只能在文成复法（452）以后。但对坛基内埋露被焚的木框却看法不一。张氏云供养画像与该窟造像、开凿同时，78窟全部皆属北魏置镇或复法之后作。邓、黄二先生严谨对待，以为这正是太武灭法之证，原后秦、西秦造像约已击破焚毁，今像乃复法后重做，现窟、像并非同时期作品。

4．78窟具体年代，三家略异，各自亦有矛盾。例如，张氏云78窟接近炳灵169建弘元年（420）、酒泉北凉铭石塔、云冈18～20三窟和莫高275窟弥勒主尊，年代定在十六国晚至446年灭法前。十六国的下限当以平定北凉（439）为界。这显然又与其北魏开凿之说不一（当然也相差无几）。邓氏据造像比较，定74、78窟比云冈19、20窟及北魏天安六年（466）冯爱爱造像“稍早”。[据（日）邓健吾《麦积山石窟的研究及早期石窟的两三个问题》，文物出版社。所谓稍早，约指下限冯爱爱造像（466），上限在北魏设仇池镇（443）、文成复法（452）之后。]但他又认为麦积崖早期受“凉州模式”或曰受平城“反作用影响”，这就与前说相悖了。黄文昆氏明申78窟晚于昙曜窟，但又说74、78窟三佛的式样早在后秦可能已形成，这削弱了其观点的说服力。

总之，此说轻易地认为后秦（西秦）的原创作品今已全无。原本复杂的问题一下子变得简单了。人们也许疑惑，它们是真的被毁了，还是尚未被我们真正识别？

四、麦积崖受北魏平城影响而创建说

此说主要观点，麦积崖非后秦而是北魏一统北方后之作，其渊源受平城模式影响。代表学者有町田甲一、宿白[宿白《敦煌莫高窟现存早期洞窟的年代问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20卷，1989年。又宿白《敦煌莫高窟早期洞窟杂考》，《中国石窟寺研究》第214～225页文物出版社，1996年。]、八木春生[八木春生《关于麦积山石窟第74及第78窟的创建年代》（何洪岩、魏文斌译），《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久野美树[久野美树《中国初期石窟及观佛三昧——以麦积山石窟为中心》（管秀芳、魏文斌译），《敦煌学辑刊》2006年第1期。]、魏文斌[魏文斌《麦积山石窟几个问题的思考和认识》，《敦煌研究》2003年第6期。]、陈悦新[陈悦新《中心文化对北朝麦积山石窟的影响》，《敦煌研究》2006年第3期。]、以及有关的专业教材[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等。

此说之诸家对麦积崖早期洞窟的具体年代，宿白先生断74、78、165窟造于文成帝时（452~466），为所定年代之最早者。[转引注21邓健吾第一篇论文所叙。]《佛教石窟考古概要》（见注29）定于文成复法到太和改制，略有弹性。八木先生不认为74、78窟与云冈一期有直接、密切关系，而是与北凉的“凉州样式”之后新产生的“凉州二期”相似和接近，故年代较晚，为470~480年。陈悦新用云冈、龙门衡量麦积崖，认为74、78窟属于太和年代（477～497）。本文开始提到町田甲一先生的断代，是观摩名取洋之助先生（日）所摄照片作出判断的，可能会有误差。他对74窟有记述，[[日]町田甲一《论麦积山石窟的北魏佛》，日本佛教艺术学会《佛教艺术》35期，1957年（甘肃省图书馆梁民达译为中文），据74窟照片所做描述相当准确，包括正壁主尊头部重修的判断，均正确无误。]但所列接近太和中期的早期洞窟，不包括74窟。

北魏说之可商榷处有三：1、忽视文献、碑铭所载麦积崖开创史早于北魏，对古人记云似求全责备。[国家文物局教育处编《佛教石窟考古概要》，文物出版社，1993年，81页。]2、有些立论命题，以及方法论上，还很有探讨之余地。3、为何昙曜五窟比麦积74、78窟早？何以说前者影响后者？并未真正讲清楚，列举事实。这二、三方面，我后文再试研讨，这里先说一点对甘肃石窟的总体看法。

几个认识问题

一、甘肃的早期佛教艺术

众所周知，印度佛教及其造型艺术东渐中国，主要路线的陆路自中亚、新疆西来，甘肃乃必经之地，故甘肃传入、接受佛教文化一般较早。丝路初通，印度时尚无佛像，故匈奴祭天金人非佛陀。东汉、三国则变化颇大。汉明帝白马驮经，朱士行流沙求法，皆途径甘肃往返。而中原建寺、译经、祠浮屠、造佛像已不稀罕，考古发现也已见佛像。甘肃缺乏此类资料。但近年悬泉汉简相当于东汉前期的文书，有敦煌“小浮屠里”的记载，是一重大发现。[张德芳《悬泉汉简中的浮屠简考——兼论佛教传入敦煌的时间》，《中国吐鲁番学会2008年度理事会议暨“敦煌汉唐佛教艺术与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兰州大学，2008年6月。]该里坊立一小佛塔而得名，可惜不知有否镌刻佛像？想酒泉、敦煌的北凉小佛塔，亦同样用于乡里寺舍的祠奉。又武威一带汉魏墓多以莲花饰藻井，属佛教象征和印度建筑特色。这些都是甘肃佛教艺术的最早物证，相信今后还会有更重要的发现。

两晋、十六国为甘肃佛教艺术的早期阶段。晋初甘肃相对稳定，承曹魏余绪，凉州兼领西域都护校尉，汉戎共处，中西交往，佛事日益炽盛。如月支僧人竺法护，世居敦煌，往来西域、凉州、长安、洛阳间，传经授徒无算千数，惠、怀时关中扰乱，复避乱凉土。永嘉二年（308）五月，据经记，法护在天水寺口译《普曜经》胡本为晋言。此天水寺当属古秦州佛刹，足以说明甘肃通道在早期佛教传播中无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尤其永嘉动乱，五胡纷争并立，甘肃先后为三秦五凉所治。因民族、地缘亲近，各少数民族与地方政权为了割据争霸，就最愿意接受和尊崇外来的佛教，所谓胡俗戎教，而引为觉醒自立的思想文化武器。其中，前凉、苻秦、后凉三朝直控西域达百年，两次用兵鄯善、龟兹，加速促进沟通了佛教的大举东进，其作用不可小觑。故而河西陇右，一时名僧咸集，寺塔林立，大兴禅修礼佛。于是继新疆之后，一批效法印度、西域蓝本模式的早期石窟寺，竞相诞生，形成一阵前所未见的踊跃热潮。

自发现西秦佛迹之后，我对甘肃石窟的形成、发展历史、特征，逐渐形成一种构想或曰观点，即由西向东按以下五个区系分布：[未发表。1980年代在接待中央美术学院亚洲日本留学生参观座谈时，曾经介绍过相关观点。]

1．河西走廊西部，可称敦煌区系，以莫高窟为代表，含玉门昌马大坝、下窖，酒泉文殊山等（以下同此，仅举早期石窟）；

2．走廊东部，称金塔寺、天梯山区系，即张掖、武威之地，含千佛洞、上中下观音洞等；

3．甘肃中部：炳灵寺区系，包括靖远法泉寺；

4．陇南、渭河流域：麦积山区系，及其周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