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两枚汉代驿置道里简的有关问题（第2页）

其中，次的地望，李并成以为在土门西3公里，该处有一古城址。[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2页。]芦阳至土门直线距109。5公里，约合264汉里，从上述古城计算，至芦阳约271汉里，颇符合高平道簿所记里程。总之，说在土门、泗水附近是可信的，但具体地点仍需考古调查发掘印证。汉书地志说，松峡水（古浪河）出南山，北至次入海。今土门、泗水等，正位于古浪河下游冲积扇上。不过，《水经注》则作另说，以为是长泉水即今洪水河出次，而不是古浪河。这可能是对汉志的修正。不知汉志、水经注二者谁是？如果后一说可靠，古次还应在土门稍东一些。

，为此道里簿首见。其位置，如果将芦阳--次的距离三等分（每份皆90汉里），约在大靖附近。，依《广韵》为，即承带钩之带鼻环，丑例切，去声；或丑列切，入声。《隋书·礼仪志》云，天子革带玉钩、。作地名，系民族语言音译，音近汉时匈奴语“撑梨”、“车梨”，即“天”的意思，见《汉书·匈奴传》。，衣服之内衬层，不可以作“里”，甚至解作某县乡之里，更不妥。

五、从居延置说霍去病征河西路线

居延置，从名称、位置看均令人费解。其位置如依前述之例，当在大靖、芦阳二地之中，约当今新堡子、白茨水的地方。以县名作驿置名，而又远离县址（汉张掖郡居延县在今额济纳河下游索杲淖尔海东南）一千多里，这不外乎两种可能：一是该地即名居延，为与张掖郡居延县区别，加一“置”字；另一是汉代在居延曾发生著名战役，以之命名作纪念。我以为两种可能性都存在。

按汉武帝元狩二年春夏，汉将霍去病两次征河西匈奴，过居延，攻祁连山，大捷。秋，复渡黄河迎接昆邪王来降，设河南五属国，始建武威、酒泉二郡。这次重大战役的行军路线和地点，史记、汉书的霍将军传、匈奴传和帝纪多有记载。但其中所引汉武帝制诏的记述，无疑是最真实可靠的，现据之将两次出征历程综合于下：

元狩二年春，霍去病将万骑出陇西，乌，讨，涉狐奴，历五个王国，转战六日，过焉支山千余里，合短兵臬兰山下，杀折兰王、斩卢侯王，执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斩首虏八千九百六十级，得休屠祭天金人。

夏，霍去病、公孙敖数万骑俱出北地，异道。公孙敖迷路。霍去病敢深入，涉钧耆，济居延，臻小月氏，攻祁连山，扬威於得，得单桓酋涂王，及相国、都尉降者二千五百人，斩首虏三万二百级，获五王王母、单于阏氏、王子五十九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六十三人。

关于霍去病春夏进军河西的具体路线，学界颇有分歧。一种看法是循今兰新铁路、312国道的线路，自兰州（阜兰）西北行，翻越乌峭岭（沿庄浪河，即汉乌亭逆水，相当于乌），进入河西[王宗维《汉代祁连山路考述》，《西北师院学报》1983。3期。同前《论霍去病在祁连山之战》《西北大学学报》（社科版）1982年3期。]。另一种看法，从陇西郡治狄道（临洮）出发，过今夏河自治县（汉白石县、臬兰）进入青海省，沿湟水上溯大通河，翻越扁都口进入河西[吴《也说羌中道》，《敦煌学辑刊》1984年2期。]。我前曾为小文[初师宾《丝路羌中道小议》，《西北师院学报》1982年2期。同前《丝路羌中道再议》，《陇右文博》1996。2期（总2期）。初仕宾《丝路羌中道的开辟》（《十世纪前的丝绸之路东西文化交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编，1990。8）。]，指出是张骞首开通河西记录，而霍去病步其后尘的。现在看来，出陇西乃是泛指，即陇山以西。霍去病春天征河西之路，应即高平道驿置道里簿所列路线。这条路，是经秦始皇、汉武帝、张骞、霍去病等历代的探索实践积累而成。乌峭岭的路较晚，约两汉之际始开通。在春天翻越高寒积雪的乌峭岭也是不可想象的。扁都口道更不可能，路线不仅过于迂徊曲折，而且把匈奴西部的五个附属小王国也从北方搬到了青海境内，违背了西汉前期西北区域汉、羌、胡的基本分野规律，本身就是方向的错误。这里需指出，《汉书·武帝纪》有元狩二年春“遣骠骑将军霍去病出陇西，至臬兰”一语，极易产生误导。班书因霍将军传、匈奴传均已详述，故此处从简。不过，把如此复杂的出征历程，仅概括为六个字，也未免太简单草率了。扁都口道一说，正是拘泥于此才导致误解。本传所引武帝诸制诏均未言出陇西，而鏖战臬兰山下，是过了焉耆山（燕支、胭脂山，山丹东南）以后发生的。此臬兰山如果不在山丹以西，则当在另一方向或返回的路上。因此，探索出征路线应依据武帝表扬霍将军的诸诏书，而不当轻从汉书武纪的六字记载。

夏天之战，史、汉匈奴传全同，皆言“出陇西、北地”，而本传强调“俱出北地，异道”。过去总以为，“北地”为郡治所马岭（今庆阳西北）。实际上，高平道约是秦和汉初北地、陇西二郡之分界，也是北出北地郡的枢纽。霍去病与公孙敖“异道”，后者可能路线偏北而迷路，最终不知究竟。而霍去病出军路线则可能偏南，接近于春天的出征，约从中宁、中卫一带渡黄河，直趋武威、民勤绿洲，再奔额济纳流域和得、黑水流域、祁连山麓，较春天深入更远而已。从武帝褒奖春、夏两次出征的诏书看，其中有些内容是共同的。例如春天讨伐，历五王国，杀折兰王，斩卢侯王；夏天则又获单桓酋涂王及五王国王母等。又据史汉两书霍去病传引武帝诏，赵破奴从霍将军，斩王，捕稽且王，得王、王母各一，王子以下四十一人；高不识捕呼于耆王王子以下十一人，皆封侯。可见春夏出发地点虽不同而所趋方向、地方却相近，都经过了“五王国”的土地牧区。居延、得、祁连以东，俱属于五王国范围，它们是：、折兰、卢侯、单桓酋涂、稽且等。其中稽且，且读如祖，稽祖疑即高平道簿之钧著、武帝诏书之钧耆，至少钧著、钧耆二者是一，为异译或异写。又天汉二年李陵与匈奴单于激战于居延以北之浚稽山，其语音与钧耆有关。古代地名，常随民族和姓氏的迁徙而流布各地，例如居延，有姑衍（汉书霍去病传）、车延恶師（汉书西域传）、朐衍（汉书地志）等名。今河西中部语音，仍读居为姑。颜师古注张掖郡居延为安置居延人之地，汉简有“居延属国”，足证其为少数民族。但居延命名似另有“安居延水”之义。据汉简，居延都尉属下有“延水丞”，县级建置，专司水利。居延都尉最大的甲渠塞防，境内有一巨型人工水道，直通东北方，疑为“延水”的主干道。此推测如不误，居延的命名倒是胡、汉相通了。

夏天出军路线的最大可疑处，在于过去学术界多认为出北地向西北方直额济纳之居延，然后南下攻小月氏、得、祁连山。这样，等于说霍去病渡黄河后，要连续穿越腾格里、乌兰布和或巴丹吉林等沙漠。这当然极不可能。据诏书的行程，涉钧耆—济居延—小月氏—祁连山，钧耆和居延只是越渡的两条河流或是所经两处民族地名（史记本传曰：居延），该处似未发生战役。如果钧耆在张掖、武威之间偏西，由其地向正北赴居延，再反向南返回走廊，这又太兀突反常了。因此，诏书的居延是否在额济纳河下游？就颇值得再考虑了。

同年秋，霍去病率大军迎昆邪王来降，降者号称十万，迎会地点也在黄河渡口。去病渡河击斩逃遁不降者八千人，先安排浑邪王乘传（四马轺车）诣长安，然后再监护其大众返回。武帝嘉奖之曰：“十万之众，毕怀集服”，“爰及河塞，庶几亡患”，表明这次武力招降活动十分顺利成功。从昆邪王（约在张掖、酒泉）杀休屠王（在武威）来归，和西北边塞的交通情况看，这一次迎会、渡河的地点，亦当在媪围之地，回归长安的路线仍然是高平大道。

总之，高平道的最终开通与霍去病征河西有关，元狩二年春夏秋，霍的三次出征路线约以高平道的方向、路线为主轴。居延置的设置，既因其地名“居延”，又含有纪念河西战役之意。霍去病平生只此三次赴河西。元狩四年复征漠北，六年不幸病卒。武帝悼惜他，为筑陪陵之冢象祁连山。霍的赫赫战功，驿置命名居延，亦不为过。

此外，西汉武威郡又有朴县，《中国历史地图集》置于今大靖镇；李并成经踏察认为在大靖北一公里的古城头古城址，在北魏乃魏安郡城，后周为白山县，亦即《唐书·地理志》所谓昌松东北百五十里之白山[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46页。]。按在高平道簿上不当大道，而且必距大道较远，这是不喻自明的。即使不以在大靖作标准，按李氏之说，为朴县的一个乡里，而且位于所谓朴的城廓之内，那么，当道的驿置，绝对不可能置于，而弃朴。故其朴城的结论颇可置疑。又依唐书地志道里考之，唐里较汉里大，大靖至古浪（即唐昌松）直线距48公里，合115。7汉里，距150唐里（约80公里）相去甚远。所以，历史地图集和李氏所考之朴位置可疑。至于汉扑县的位置何在？尚有待继续探索。

六、乌鞘岭的道路与苍松

苍松得以列为河西道簿之首，盖因它是武威郡东南方向的界县，一如显美之于张掖，表是之于酒泉，渊泉之于敦煌，一方面是以县作郡界，另一方面又与它郡道路相接。此处苍松当与南侧的金城郡为界，但有否道路相通？具体线路如何？此簿恰恰不载，尚需探索。

首先，苍松的位置颇存异议。郝树声认为，苍松之南有路，一如今日溯古浪河、翻乌鞘岭沿庄浪河之兰新公路（312国道），可南抵汉金城郡与今兰州。他同意陈沣《汉书地理志水道图说》的意见，说苍松在今天祝县安远镇，并以道里计算支持其说[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按安远位于乌鞘岭北麓，海拔2000余米以上。汉时不可能在如此高山陡坡上设县治（少数民族地区除外），该地一度曾作天祝藏族自治县治，后迁走。如果以道里计算，河西道簿姑臧至苍松四县三程192汉里，合79公里。地图上武威、安远之间直线距76。5公里，二者虽然相近，但古浪和乌峭岭的这段路多山道、峡谷，是出名的险道，今天的公路犹反复盘回曲折，更何况汉代？所以，苍松不会在乌鞘岭上的安远，其位置据里程当在安远以北的乌峭岭下。

李并成经踏察，考定汉苍松为今古浪北7公里小桥堡一带[李并成《河西走廊历史地理》，（甘肃人民出版社·1995），50页。]。古浪、武威直线距离55公里，而今公路58公里，乃因地势平坦、道路直畅之故。如果减除至小桥堡的距离，余51公里合汉里123里，仅约相当于姑臧至鸾鸟（127汉里）的距离。所以郝树声认为在古浪附近的是鸾鸟，看来是正确的[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既然苍松不在安远或古浪附近，当另求其所在。

我以为苍松故址有两种可能。一是在乌鞘岭北坡下、古浪河上游的黑松驿，又名黑松堡，南、北分别距安远、古浪各30里，地当古浪峡南口。《方纪要》云：“晋义熙四年，后秦姚兴遣其子弼等袭秃发檀于姑臧，自金城济河，进至漠口。地形志：漠口县属昌松郡，谓之昌松、漠口，并为险要。”黑松驿地处要冲，该地又多汉墓群，五十年代初曾出土著名的东汉建武十一年大司农颁造的官平铜斛。此类高级度量衡器，当出于县官所在地。故疑其地为晋昌松或漠口两县中之一。另一可能是向古浪东部寻找，即前述走廊东端小张掖到媪围一线的南侧。因为，古浪以西也是祁连山区，而汉苍松县与金城郡的交通，不一定必须经过南方的乌鞘岭。

近读《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其中披露的六一号简，记录了悬泉置至各地的里程，对解决这一疑窦，和武威郡南通金城郡的道路问题，非常有启示。先引简文如下：

張掖[郡]，千二百七十五[里]。冥安，二百十七[里]。武威[郡]，千七百二[里]。安定[郡]高平，三千一百五十一里。……（A）

金城[郡]允吾，二千八百八十里，東南。天水[郡]平襄，二千八百卅[里]，東南。東南去刺史□三□……□八十里……長安，四千八十……（B）（V。T1611③：39）

按此简也属于《驿置道里簿》一类，是更高层次的里程统计，或者是包括多种道里簿的目录索引，带有《集簿》性质。其内容分五类：一是至本郡内县的里程；二是至河西各郡的里程；三是至其它各郡郡治（高平、允吾、平襄）的里程；四是至刺史治所的里程；五是至京师长安的里程。其中[]内的字，是作者根据本简体例补出的。另外，至天水平襄的里数，反比至金城允吾的里数少一些，这不可能，简文释文或许有误。又“去刺史□三□……”，可补为百三十……[里]，指平襄东南130多里，为凉州刺史治所。《后汉书·郡国志》汉阳郡陇（县）在天水郡。据此简，平襄的东南方是陇（县），方向大致不错，但130多里似不足。又后面“□八十里”，可能也与刺史治所有关。

此簿提供的最重要信息是注语“东南”。简的正面去张掖、武威，甚至安定、高平皆无注，背面至允吾、平襄的末尾却皆有“东南”二字注。实际上，高平道才是向东南的，但不加注语。这种区别，意味着高平道是众所周知的一条路，而去金城、天水的是另一条道。所以，注语不是为指明方向，而是标注应当走哪条道路的。

根据这一启示，可以认为简背所记的，正是西汉稍晚些时候开通的，西连武威苍松，中经金城、天水郡，东入司隶部、直长安的另一条大道，暂称之为“南道”[杨建新、卢苇《丝绸之路》（甘肃人民出版社，1981年），较早论述过本文所谓的高平道、南道，认为前者的前半段经回中、六盘山；称后者为陇关道，与本文不同。作者当时不知高平道里程簿等文物资料，所论路线有不足在所难免。]。从简文看，既然经过刺史治所“陇”（今陇城镇），向东就必须翻越陇山（陇阪、关山），沿、渭而下，经今陕西陇县、凤翔，抵达咸阳、西安。前文引秦始皇、汉武帝数次度陇北巡，这里则是由长安出发，越陇山而西行天水、金城，再进入河西走廊。这正是由长安出发的丝绸之路的南大道。简文记敦煌或由悬泉置起程，行南道至长安4080多汉里，行高平道至高平3151汉里。高平至长安，据《元和郡县志》为800唐里，合汉里1037里，则高平道至长安共4188汉里。此演算如不误，南道倒比高平道近一些，但要翻越几座高山。很遗憾，我们目前还不知道此道所过司隶部、天水郡、金城郡的具体路线，如县置名称、次第、里程等，需继续探索、发现。奇怪的是简文不记陇西郡，大约汉陇西郡不当此大道。过去研究丝绸之路，有所谓南道陇后，沿渭水上溯至洮河流域，从临洮赴兰州之说。现在看来，沿渭水、经临洮等，与此简不合，都可能是时代较晚的交通建置。

需要指出，南道通河西没有高平道早。而且前文已提及，武威郡南通金城郡，不一定非经乌鞘岭，尤其在早期。至少昭帝始元六年置金城郡之前，不存在金城郡赴武威郡的交通，也不会有溯庄浪河、翻乌鞘岭的道路。假如元狩二年霍去病即已打通乌峭岭，汉王朝就不会晚到四十年以后才设置金城郡！至于从昭、宣朝到两汉之交，究竟有没有乌鞘岭路？还是个有待研究的谜。因为在西汉之际之前，我们始终没有见到有明显记载金城、武威之间通过乌鞘岭相互交通的文献资料。但是从苍松到金城郡，从后来的一些驿路来看，完全有可能先向东绕行，避开高寒严峻的乌鞘岭，然后南下，到达金城郡的令居、枝阳、允吾等地。《辛卯侍行记》附载明清时期平番县（今永登，汉令居）东北方向驿站大道，经坪城、松山、宽沟、三眼井、营盘水，可与晋、陕大道相接。这条南北向的驿置大路，既与苍松相接，又与媪围线交叉。宣帝神爵时羌乱，赵充国由前述之南道驰至金城，沿湟水西击。同时，其子赵率八校尉配合主力为辅军，约是从媪围方面南下进攻令居的。

约两汉之际，史籍始有开通乌鞘岭的迹象。《后汉书·窦融传》建武六年，河西五郡大将军窦融率军从武威进剿金城郡叛羌，“斩首千余级，并河扬威武”。九年，朝廷任牛邯为护羌校尉，治令居。乌鞘岭，本是河西、金城之间羌胡往来的捷径通道，这时逐渐变成战争进退之路。整个东汉一代，羌乱频仍，政府军和羌人在河湟、河西展开激烈拉锯式争夺。此道时通时绝，护羌校尉治所多次迁徙。安帝元初二年，校尉庞参“始还居令居，通河西道”。建光二年，校尉马贤与烧当羌麻奴战于牧苑（今榆中）兵败，“麻奴等又败武威、张掖兵于令居，因迫先零、沈氐诸种四千余户，缘山西走，寇武威，贤追到鸾鸟，招引之”。汉令居为金城郡最北一县，在今永登一带，地扼羌胡进出、串通之要害。通河西道、缘山西行，皆指从令居越乌鞘岭，与武威郡之苍松、鸾鸟相接，即可连接河西道驿置里程簿诸站。此后魏晋南北朝隋唐初，南道日渐兴盛，乌鞘岭路发挥了积极作用。如玄奘、岑参即过此路赴河西、西域。但这一时期分裂多而统一少，三秦五、南北朝及地方割据势力，时或纷争互斗，乌鞘岭战火不断，行旅鲜至。如法显、宋云西行，皆因凉州战乱而改道湟水、青海。中唐以后至西夏，又被少数民族占领。元代以后，乌鞘岭路复苏，尤其明代，修筑万里长城，又相继于古媪围一线筑新旧边墙，设驿置、屯戌之兵，南道又成为通河西、西域之官道主干。

七、河西官道驿路的枢纽——小张掖

高平道和河西道二簿交会点的小张掖，北距姑臧67汉里，东距

次60汉里。郝树声借用此二条资料加以合成，认为在武威南谢河镇一带，其结论当是正确的[郝树声《敦煌悬泉里程简地理考述》，载《敦煌悬泉汉简释辑》（胡平生、张德芳编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219页。]。谢河附近，今尚有地名曰古城、上古城、校尉的。汉代姑臧、张掖的分界，约在杂木河干流。过去发掘该河的西岸磨咀子汉墓群，出土铭旌有“姑臧渠门里”、“姑臧西乡”、“姑臧北乡西夜里”等乡里名称，而隔河相望的东岸五坝山汉晋墓群，则出土“张掖西乡定武里……”的冥传过所木牍。谢河在杂木河以南，应属张掖县地域。以前认为汉张掖县在今武威南部黄羊河上游的张义堡，理由是其地有古城堡，又义、掖一音之转。但该地距武威直线距45公里，合108汉里，与此簿相校，当然不取张义堡之说。同时也表明，考证古地名使用语音分析法，应当特别的慎重。

与小张掖同例，居延汉简中居延县又名“小居延”，与居延都尉有别。古代地理、行政建置，往往有州郡府县同名者，加了“小”字，易于识别，今后还会发现小敦煌、小武威之类。但是，小张掖不在张掖郡，而在武威郡，这种情形，恐怕只此一例，其中必有原因。拙以为张掖郡先置，包括今武威郡地。后张掖郡东部分置出武威郡，西部尤保持原名，张掖县留存于武威郡中。果然如此，则张掖建郡当早于武威。张掖之义，当以汉书地志应劭注：“张国臂掖”为是。也可能像有的同志推测的：张掖郡，原治张掖县，后迁得[王宗维《汉代河西四郡始设年代问题》，《西北史地》1986年3期。]。但张掖不可能是“涿邪”、“处月”、“野”的音转。[见王宗维《秦汉之际河西地区的民族及其分布》，《兰州大学学报》（社科版）1985年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