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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牍学百年的思考（第1页）

B——《中国简牍集成》代序

一

在中国近代的考古科学中，简牍学是与二十世纪同龄，并且开展最早的重要学科之一，至今它已有整整百年的历史了。

一九〇一年二月至三月间，英国的斯坦因（AurelStein）、瑞典的斯文赫定（SvenHedin）在我国新疆进行所谓探险、考古，分别于尼雅、楼兰古遗址掘获魏晋时期木简，揭开了简牍考古的序幕。当时，地下出土竹木简牍文字资料还非常稀罕，故引起不小的轰动。此后在一个世纪之中，简牍古籍文书，犹如江河之源源不断，层出不穷，高潮迭起，令举世为之惊叹瞩目。据不完全统计，百年来已有一百二十余批次、总量达十八万枚以上的竹木简牍出土；其分布，跨长江、黄河流域的主要省区，占国土之半；其时代上及战国，下讫宋元；其内容早已超过《汉书?艺文志》的辑录范围，逸典秘籍，官私文存，应有尽有，不胜枚举。而简牍的发掘规模及其整理研究成果的盛况，亦属空前。总之，在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国际汉学领域与中国文化学术史上，简牍学的建树非常卓著，具有重要的地位、意义，已成为当今人文科学的一门显学。

二十世纪，正是中国不断觉醒、解放、自强和走向现代世界的变革时期。中国文化的传承久远、博大精深和富于智慧、创造，早曾独步世界之林，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然而近代中国因国家的衰弱，列强的欺凌，这一切却倍遭压抑、湮没，甚至于被遗忘了。因此，当上世纪初的简牍古籍和甲骨文、敦煌藏经、明清档案等先进古文明成就陆续问世，必然是极大地鼓舞国人，震撼学界。应当说，简牍学的开创阶段与甲骨文、敦煌学一样，也同样被打上时代烙印，充满着灾难与艰辛。出土国宝被纷纷劫流海外，中国处处失却先机。而后又连年战争，文化学术深受影响。故直至五十年代以前，简牍的发现和学术进展相当缓慢。但是，我国的学者先贤，出之于拳拳爱国之心，始终以保护、弘扬民族文化精粹为己任，为简牍学的奠基、开拓竭尽努力，堪为早期简牍学之主流中坚。其功不可没，自不待赘言。我要特别提到，如王国维当仁不让，敢为简牍研究之先。三四十年代马衡、沈仲章、劳干等多人，在中外合作考古中力保出土简牍主权；冒战火和生命危险抢救居延汉简；克服困难出版资料以避免研究中断。乃至五六十年代，陈梦家的继承经学传统，全面攻研简牍学方法论，等等，都是这种爱国精神、国学传统的体现，至今也依然起到典范作用。还应提到，同时期国外简牍研究的先行者，也是以崇高、探求中国文化奥秘的认真态度，从事简牍研究和著述。他们敏锐、新鲜的思维和方法，使简牍学超越国界，具有国际的更广泛的基础和动力。

简牍学的后五十年，峰回路转，呈现生机勃勃的良好局面。五十年代中，大陆、台湾竞相发布旧居延简的图版和考古资料，中外学者得以承先启后，将遗址文档类型的简牍考古推向更高深的层次。武威汉墓、信阳楚墓所出《仪礼》、《墨子》等，则为墓葬出土大量经典文献之开端，其学术研究为日后积累了宝贵经验。进入七十年代尤其是大陆改革开放以来，简牍考古因国家政府重视、考古发掘的支持配合，重大发现如雨后春笋。其中，如内蒙古额济纳旗破城子，甘肃金塔肩水金关、敦煌马圈湾、悬泉置、天水放马滩，青海大通上孙家，山东临沂银雀山，河北定县八角廊，安徽阜阳双古堆，江苏连云港尹湾，湖南长沙马王堆、走马楼、慈利石板村，湖北云梦睡虎地、龙岗、江陵张家山、荆门郭店等大批重要文档、典籍的出土，依其性质、形式、内容与出土地之不同，基本可分为“遗址?文档”、“墓葬?典籍”两大类，各具规律、特色。以这些重大考古活动为中心和契机，不断地带动、促进简牍考古的全面发展。发掘、整理、研究的水平明显提高，手段、方法、日趋科学、完备。研究机构和人员逐渐扩大，不论国内与国外，都有相当数量的专门研究队伍。其中，在第三代学者的带动下，第四代已经成熟并成为主力。此一时期的研究成果更是丰硕，著述如林，形成简牍学百年来的高峰时期。在最近的十多年里，学术的研讨、合作、交流较前更为活跃、密切。关于简牍学理论、方法的思考、探索，正方兴未艾。这一切，酝酿和预示着简牍学新的成熟繁荣时期的到来。

二

在世界文明史上，我国不仅以独特的文字殊异于其他文明古国；而且，记录、传播文字文化的载体，从最初的形态——简牍开始，即自成体系，独树一帜。众所周知，中国发明创造的造纸、印刷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文明成就的保存、传播进程。但纸张、印刷之前，中国自身还经历了一个漫长使用简牍的阶段。因其去今很远，详情不大为人知晓，对其重要性更不甚了了。其实，如果用文字文化载体来概括中国文化史的全程，也只是经历了“简牍时代”（商周——魏晋）、“卷帙时代”（魏晋——唐）、“印刷时代”（唐——现代）共三个时期。再算上今天，可接续以“电子信息时代”。

我国的简牍文书始于何时？现尚无定论。汉代的的小学家说仓颉“作书契”，时儒解释“契”为券书简牍之类，未免过早。而创于春秋、战国之际，其说也不可取。较合理的推论，应当在中国文字已定型的商、周时期。《尚书?多士》云：“惟殷先人，有典有册”。此乃周公训示殷遗民的话，说商代有典籍册书，是指典章制度、历史纪年等。甲骨文的“册”字为象形，竖列数枚简条儿上下横编两道书绳。文献所记的西周，典、策（册）、诰、谟俱全，皆竹木简册，已可容纳多种文书例式。《说文》释“典”为大册。金文“典”字则像基座之上供列册书。既至周末，老子为柱下史，主文秘、典藏之事。孔子修订五经和春秋，笔则笔之，削则削之。其晚年好“易”，韦编为之三绝。可见在春秋中晚期，简牍文书是占主导地位的，诵习、著述、收藏、整理已司空见惯。出土简牍今见最早者为战国早期。直到魏晋时，纸张虽然早已出现并应用，简牍却仍相当普遍。一九九六年长沙走马楼一次出土三国吴简九万多枚，数量惊人，即是明证。此盖因纸贵，或中央、地方有别的缘故。因此，简牍时代当上起三代，下止魏晋，延续达二千年之久。至于简牍时代早期的甲骨文、金文和陶、石、玉、帛之书，大多属于祷祭、纪功、典仪等专用、特例，绝非载体主流，更不是典籍文献的全貌。其中，如春秋晋地盟书，战国及秦汉以降的帛书、石经、碑碣等，显然都是简牍形式的模仿和变相，均应有其简牍稿本。所以，发现时代更早的如春秋乃至商周时期的竹木简牍，恐怕只是个时日、机遇和技术性问题。否则，拿昔日的泱泱文明盛况来衡量，倒是违悖事理而不可思议了。

简牍时代，占据了中国文明、文字历史的一半以上时间。仅此一点，就足应引起我们对它的高度重视与认真思考了。

继简牍时代而起的，是用纸张、卷子抄传文件、典籍的“卷帙时代”。它是简牍、印刷二者之间的一段短暂的过度，实例见于敦煌藏经、吐鲁番文书等。但实物遗存希少，与当日实况很不成比例。约唐末宋初，卷帙始被印版的摺页、装订书籍代替，真正开始“印刷时代”。

前述的三个时期、三种载体形式，不可截然划分和作机械理解。例如金石碑铭、卷轴册页等形式，后世一直保留。魏晋以后，简牍仍沿用不断，影响到西域、西南及朝鲜、日本等国。应用甚广的招牌楬签、匾榜楹联及金玉策命之属，皆是其孑遗。

我们所以反复厘清文化载体的演变，强调简牍的地位，乃是基于它与中国古文化互为因果、相辅相成的血肉关系。简牍文化可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具特色的构成和象征之一，对我国历史文明产生莫大的支撑和促进作用。由以下数点，可见其一斑：

第一，中国文化之选择竹木简牍是十分睿智、独到的。竹木最易做成简牍和书写，较之同期中国、世界上的其他书写材料如甲骨、金石和纸草、泥版、皮革之类，其优势自不待言，可长期、大量使用，生命力极强。这正是简牍得以经久不衰、始终一贯的根本原因。

第二，简牍适宜中国文字，其与汉字和毛笔、漆墨之间，和谐一致、浑然天成。汉字的单体字符，形状方正，上下竖行、先右后左的序列；篆书的圆笔连续，隶书的方扁和笔画横平竖直、连少断多等等，不能不说与简牍的材质、纹理、形制、编联有关。包括中国文字的连续性和统一性，简化与普及，也因使用简牍而受益匪浅。

第三，简牍时代正值中国国家、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创立、定型时期。简牍以其精进而周密的体系和制度（如简册形制、文牍程式、文档管理、书籍制作等），承载当时伟大的文明成就，凡一切公务、著述和各种活动而需记录者，几乎无所不包，其历史功绩怎样评价都不为过。即就魏晋以前的文献古籍及文化学术而言，能留存后世，主要是依赖简牍传承下来。而众多古史所不载或已佚失者，如《老子》所附佚书、《孙膑兵法》，及反映国家统治管理实况的各类行政司法文书，等等，皆能跨越时空，奇迹般呈现于今天。故发掘中国历史文化的未知数或不明处，尚需寄希望于简牍。又例如，书籍制度的基本要素在简牍时代已经奠基、孕育，从简牍到纸卷、印本，一脉相承，其创造发明也是顺理成章、水到渠成的。凡此种种，足见其作用之大，影响深远。

三

新世纪的到来，中国经济文化建设将进入新的高峰时期。可以肯定，简牍考古将面临更大的机遇和挑战。简牍文化的重要历史地位，近百年简牍学的历程和现状，发人思考，也提出一些众所关心、需要解决的问题。仅举以下诸点，期望引起注意，并共同讨论认识。

（一）关于简牍前景的总体估量。地下之出土文字，本属凤毛麟角，故“孔壁藏经”、“汲冢竹书”的发现，历来叹为奇闻、盛事，然而百年来新出典籍，远已超过历史发现之总和。相比之下，几如小巫大巫。尤其是数量越来越多，地域扩及所谓边陲化外，文字文化在汉族以外波及少数民族和异邦他国。过去或以为竹木易朽难存，故北方多而南方少，又遗址多出档籍而墓葬多出典策。这些看法已被近年的事实突破，情形要复杂得多。拿公认的使用简牍的秦汉魏晋来说，文化典籍虽历遭灾难破坏，如秦火焚书、楚汉相争、莽末内战、五胡乱华等，今日犹络绎不绝出土。这一点，只能用中国文化积淀的浩瀚深厚来解释。现代的建设频繁、文物考古发达，仅是促成因素而已。因此，说地下简牍的埋藏难以估量，绝非哗众取宠。且不说先秦未遭秦火焚烧者，包括秦汉魏晋的旧传新著、反复得失的，只要埋藏地下，皆有可能重现天日，且必然还会有惊人的发现。简牍学面对的正是这样一笔巨大而珍贵的历史遗产，继承与弘扬的责任光荣而艰巨。对此，我们应当满怀信心，做好充分准备。

（二）简牍的发现，仍有赖于文物和考古工作，并提出更高的要求。看来简牍唯一可靠的来源是考古，但不排斥流散民间者。还应不断加强群众的保护意识。重金玉的世俗心理有时对竹木简牍危害极烈，要及时抢救，避免破坏。简牍亦有作伪者，鱼目混珠，不难识破，但也不可忽视。我以为简牍成就大小，功在考古亦命系考古。尤其是历史时期考古，应树立“文字文物第一”的观念，要有萧何入咸阳先收取图书再其他的意识。因为解决重大历史问题或发难决疑，文字文物往往是一字千钧、事半功倍的。简牍等文字文物在整个考古中的地位，应再予提升、加强。文物资源的规划，主动性发掘的计划、选题，以及人力、机构、技术等，要予以倾斜和保证。例如，先秦、秦汉的都邑、王陵考古，应将追寻文字典籍作为重点目标之一。再如西北的甘、新等戈壁沙漠屯戍遗址的调查发掘，如果缺乏足够的技术装备条件，是难以胜任和持续的。考古工作者应当心想大局、胸有成竹，做到自觉的而不是被动发掘，力争攻克像早期竹木漆帛一类发现和保存技术的盲点难题。这需要先进科技手段配合，方不会与重要迹象失之交臂、毁于一旦。高质量水平的田野考古，将保证简册文字的价值，并为其整理研究奠立坚实基础。要严格按照考古科学程序操作，弄清和获取关于简牍文物的地点、方位、层次、原状及与周边一切迹象的共存与背景关系等档案和资料，反对简单草率行事。发掘中的任何损坏、扰乱和疏忽，即使是无意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犯罪。又简牍考古因自身特点及专业性，要求考古学及古文字、文献学，在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方面，给予特殊的加强。

（三）简牍考古的历史传统与简牍学的建设。简牍学诞生于近代，早于甲骨文、敦煌文书的发现，是最先实践田野考古方法的。其实，它是我国最具历史传统的“国学”之一。此点甚至超越金石学，但容易被模糊、忽略。简牍的整理研究，至迟在春秋孔子修订五经时开始。汉晋时期简牍出土、整理考释已较普遍，并非鲜见孤例。简牍古书的著述流传，历年久远，代有益损。尤其经战乱、变故而损毁散佚，时有错讹、中断，后世必再加以修撰考订。经此反复在三，直到卷帙、印刷时代。这一漫长过程，创造积累了极为渊博深沉的文化学术内涵。涉及经籍、史学、文字、训诂、音韵、目录分类、版本校勘等多学科。又有所谓真伪、古今（文）、经传的争论及学派流别、师承家法和正误优劣诸多学术问题。故当时学者有毕生难尽其学之叹！这还只论及了六艺、诸子。其他门类古籍，情况相似，并无二致。这一国学传统，或曰“国故”，应该说是创立于简牍时代。简牍学于当时，乃学术之大宗，二者几乎相等。其主流和成就应予肯定、提倡，尽管还有其历史局限性。有学者认为，今日简牍学作为一门完整的学科体系，还远没有形成。我以为问题或出在继承和创新上面。简牍学得天独厚地拥有这样一笔丰厚的历史遗产，首先是接受而不是割弃。要很好地学习总结，汲取其精华，为今所用。同时更要不断地总结百年来简牍考古实践的丰富成就和经验。做到古今继续、新旧结合、中西相济、出蓝胜蓝。按照现代学科的要求，加以界定、规范，处理好与各相关学科的关系，上升和创立科学的理论方法，用以指导新时期的简牍考古。简牍学的建设，已提到议事日程，正待有志识之士去关注、完成。

（四）简牍学的几个问题。一是定义、属性。即以简牍时代和简牍载体为主的文字文物为对象范围，在历史唯物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下，运用考古、历史、文字、文献学等多学科的知识方法，发现并整理、研究其形式、内容，恢复其真实历史面貌的一门专学。地位与甲骨、金石、敦煌学相似，作为现代社会科学考古学和传统国学的旁行分支而单独存在，具有多学科的综合、边缘特点。二是对象。应包括后简牍时代的竹木简牍文字与其他材质的各类简牍，及简牍时代非竹木的模仿形式如帛书、盟书、骨楬、石经、金节、玉版、铜符、纸籍之类。要特别留意简牍与图画的关系，重视各民族和国外的简牍。三是全面的总结。如简牍文化的历史地位、作用，发现史、研究史；建立简牍文书的总目、索引与分类学，予以介绍、评述；对简册、文牍、行政文档、书籍著述等制度的复原；传统研究方法的归纳评价，已解决和未解决的简牍学术问题，重要研究建树的公正评论等。四是提高对行政社会文书档案的认识。此类文书，史所不载，传统简牍学多不屑顾及，其形式、内容、体系、分类与演变等，在简牍学及其研究中还相当薄弱，也应占有重要位置。五是简牍学的方法论问题。简牍研究方法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除了传统国学的整理研究手段以外，新简牍学，主要是借助考古学、历史学、文字学、文献学的理论和方法而有所运用、发明。针对两类出土环境：遗址和墓葬，两类文书：典籍著述与行政、社会文档的不同情况，和发现、整理、研究的三个不同阶段，运用不同的理论和方法。其中考古学的理论、方法，是新旧简牍学的重要分野。但过去对发现、整理阶段的总结还嫌不足。这两个阶段的工作是研究阶段成败的关键，故应根据实践，建立相应的考古规划、程序。至于研究阶段，需要更广泛多样的学科知识和方法，也应全面系统地归纳总结，特别是近百年新的方法论成果。

（五）中国作为简牍文化与简牍学的发祥地，在上个世纪，向世界展示了其简牍历史时期的辉煌，这是文化和学术史上值得称述的大事。如果说还有遗憾，那就是中国学者的分隔台海两岸，和长期封闭所造成的差距。在简牍学术研究上，有一些卓有成效的做法值得保持发扬。例如藉重大发现或围绕某一课题，以权威专家为中心，组织群体研究与多学科的攻关，有利于出成果和人才成长；增加机构、人员之间的互访、合作、交流；举行综合与专题的学术研讨会；简牍出土与研究的重点地方，成立专门机构；创办专门刊物园地等等。这无疑将给简牍研究增加机会和活力。但学术性的总结、评述、辩论尚不足，大陆上运用现代手段的资料信息应用和开发，尤显得落后，亟待急起直追，迎头赶上。

谨以此小文献给简牍学的新世纪。浅见刍议，敬祈指正。

（原载《中国简牍集成》（代序），第一辑，敦煌文艺出版社，2001年；又见《简牍学研究》第四辑，2002年）

悬泉汉简羌人资料补述

敦煌汉代悬泉置的发现与发掘，乃是上世纪末秦汉边郡考古的又一次重大收获。关于该遗址的考古资料，目前尚未正式出版，但基本情况已见诸简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5期。]。部分重要简牍的内容，有关方面也已刊布，一是甘肃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简报而发表的《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遗址发掘简报》，载《文物》2000年5期。]，（以下简称《文选》）首次披露186枚简帛释文，学界得以初识庐山真面目。后不久，胡平生、张德芳二先生编撰之《敦煌悬泉汉简释粹》出版（下简称《释粹》）[胡平生、张德芳编撰：《敦煌悬泉汉简释粹》，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月。]，除收入前述简帛文字以外，又刊出新简帛释文170余条。该书对所收释文重作校释和标点。对部分散佚简牍进行缀合编联，复原出几个完整簿册，故357枚简牍而编为272号。尤其对诸简内容的考释，精到简赅，读之受益匪浅。以上就是目前仅见的悬泉简牍释文的两种文本，公布的360条简牍，虽不足悬泉全部有字简帛总数的百分之二，但尽属其文字内容精粹，具有极高的史料、学术价值。

在这批悬泉简牍中，有55枚涉及汉代少数民族羌人问题，在史籍及出土文献中均极为罕见。本文不揣浅陋，在《释粹》已论述之基础上，再略补一二，以祈方家指正。

一、敦煌驿置任职的羌人

简文：

1．入东绿纬书一封，敦煌长上诣公车。元始五年二月甲子旦，平旦，受遮要奴铁柱，即时使御羌行。（Ⅱ。T0114②:165）

2．檄一，长史夫子印，诣使者雍州牧治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