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帝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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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三七，“泰父母、父母、假大母……”。后二者之间，《竹简》连读。

简四二、四三，“……泰父母之同产，及夫父母同产，夫之同产；若殴妻之父母，皆赎耐。”按殴妻父母之前，皆为妻殴夫之亲属，而此处则是夫殴岳父母，故作分号。

简四五，应作“主父母、妻、子、同产”，理由同前。

简五二，应作“亡书、符卷、入门卫木久、塞门城门之龥，罚金各二两。”《竹简》皆作逗号。

以上诸处，唯从古籍（古法律文献）之整理、研究和流传考虑，做一点小小修改。

四、关于贼律的编次

律篇条文的编次，实际上，是诸罪名、罪目、刑名的定性、次序和相互关系。律文的体系、构架、分类是科学、慎密的。例如此二年律令之贼律，则是根据“贼”的法理等原则，将有关“贼”的基本行为分类定为诸罪名。每罪名之下，又据实情和推理，概括其不同的情况、情节、档次，是为罪名的分目，最后处置以不同刑罚。律条不可能包罗所有犯罪现象。它应是犯罪、治罪的基本标准、原则，而不是繁琐、细微的条文。故律有原则性、包容性、可参比性。二年律令贼律也体现了这一点。例如，相同、相似、相近之罪，编次相近。从总体与分目看，重罪在前轻罪在后；涉及亲属时近亲在前，远亲在后；一般情况在前而特殊者在后；处罚一般是重刑前而轻刑在后；基本如此。其规律、逻辑性很强，体现制律的较高水平。当然，这也与《竹简》整理小组和发掘者的工作密不可分。使我们能见到接近于原貌的古律。

据以上认识，我们试检验贼律律篇的编次，并做某些调整。但这种调整，不知是否为出土原状所允许？姑妄言之，敬祈指正。

首先，有三组律条，据出土位置、号码对照和内容来看，编次是可靠的。一是开篇的简一、二、三3枚，有总署名，内容为谋反降诸候、助诸候反，必定在律首。二是简一一至二一（C4～C14）共10枚。在位置图中可见排列整齐、连续，内容依次为伪书、挟毒和杀伤人，符合制律规则，编次无问题。三是简二九至三五（C321～315）7枚，亦具有前述出土特征，律条包含殴击、杀伤亲属等，编次亦不误。

以上三组可作为全篇排次的三个基础点，其先后次第分居于篇首、中部亦大致不误。

以下，简四、五（F17、16）2枚出土位置近篇首，内容：贼燔城、燔寺舍民室，属于反叛、战争、治安等政治罪，接谋反、降诸候、助诸候反等罪之后，是合适的。

简六（F14）、七（C24、C15B）、八（C3）三枚，简文连读无误，但内容：渡船流杀伤人畜、损亡粮物，严格说是公务、公益过失犯罪，并非故意和谋杀伤重罪，处置亦轻。编次于纵火、火灾和伪造玺印的条款之间，相当可疑。但据出土位置，它恰恰在篇首与第二组之间，看来也只能如此。

简九（F1A）、一○（C15A）2枚相距较远，内容均伪造玺印，后者位于第二组近侧，第二组多是作伪书，编次无误。

简二二（C300）至二六（C324）5枚，从出土位置看，简二四距离较远，其余虽集中但有紊乱之象，内容皆杀伤人，上可承第二组最末之简二一（C14）贼、斗杀人条，但也有紊乱现象，现予调整。简二一，实为杀人总则，包含贼杀、斗争、过失杀、戏杀。下来应是简二三（C301），关于贼杀与合谋，及杀未逞。再下为简二六、二二，均为谋画贼杀伤和未逞。最后为简二五（C325）、二四（C308），分别为贼伤和斗伤致死。这样，调整后的新次序（括号内为原简号）应该是二二（简二三）、二三（简二六）、二四（简二二）、二五（简二五）、二六（简二四）。

前文已述第三组简二九至三五，其编次无误。而简三六（F168）、三七（F174）与简三五共3枚内容是相连接的。其中，二九、三○（C320）是刑徒、奴婢殴击人；三一（C319）为殴击孕妇，均属殴击特例。以下，三二（C318）为夫殴妻，三三（C317）为妻殴夫，从三四（C316）开始，转为子杀父母和奴婢杀主，此简为杀伤父母与奴婢杀伤主人和亲属，而三五、三六、三七共3枚，内容是杀父母未逞被捉、打骂父母等亲属和父母告子不孝等条文。

从简三八（F137）开始，诸简出土位置又较紊乱而分散。其中也有三组各为两枚简而内容连接，即简四二、四三（F182，F83），简四四、四五（F186B，F1B、C270），简四六、四七（F11，F15B、C）。四六、四七加四八（F12），内容为因公事而打骂官吏、官吏打骂有爵位者、长吏骂少吏、官吏笞刑徒，同属一类。简四九、五○（F13，F188B）为杀伤畜产和犬杀伤人畜产，同属一类。简五一、五二（F36，F34）出土位置很近，为亡官印和亡文书，也是同类。简五三（F161）为盗弃官印封书，与前接近。所以，这些小组合的内部编次无误，但它们的前后次序需慎审。

简三八（F137），为杀伤、殴詈父母和不孝者之妻、子被收帑者的法律待遇，理应排在简三七之后。下应接简四○（F171），为妇贼伤、殴詈夫之父母长辈，与三八相对应。再下简四一（F172），为殴兄姊、伯叔。简四二（F182）、简四三（F83）则为殴父亲偏房之父母、祖父母、公婆、丈夫父母、丈夫的同产、及殴岳父母。亲属杀伤、殴詈，由最亲及疏，由近而远，至此结束。下当接简四四（F186B、F1B），为奴婢贼伤、诟詈主人及亲属之条。再下应为简三九（F182），调整于此，乃父母殴笞子及主人殴笞奴婢致死，属特例。再下接四六、四七、四八、四九、五○的次序不变。以上，仅变动简三九（F162）1枚的编次位置。

至于简五一、五二、五三，失亡官印、官书、符券、门龥，以及盗窃并抛弃封有官印以上的文书，与贼律简九、十伪造印玺，简一一以下之矫制、欺谩、诈伪、毁封等属于同类或近似，是否应编于彼等其次，也是一个问题。

五、二年律令贼律的罪名刑罚

前言已述，制律必先拟定各种罪名。凡罪名皆有其犯罪基本特征与事实。同一罪名，又有各种不同的情况、情节、档次，即该罪名的不同罪目，有时，罪目之下又有分目。而不论哪种罪目、分目，都定有相应刑罚的刑名，或另附其它处置原则、措施。

据前数节之分析，及我们的理解，特将二年律令贼律的条文内容，列为图表。这实际是律文内容与结构的概括示意。其它各律也可仿此为表。（按新编次序）

据以上概略之统计，二年律令贼律列出罪名共二十八种，含罪目一百零五。刑名简要，但交互参合，量刑细微。罪名、罪目、刑名等组成了贼律的律则和法网。

六、几个问题

（一）《二年律令》的名称、年代和定位：

目前，学界对此律令吕后二年说颇有质疑，[参见曹旅宁《张家山247号墓汉律制作时代新考》，（中国文物研究所《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随着研究的深入，争议自然会多。此律令如果是一次性抄录，其时间必在吕后元年追谥吕宣王与二年墓主人下葬之间。故其时代下限为吕后二年；或如《竹简》所言，乃是“吕后二年所施行之法律”，均无大误。不过，这一结论还比较笼统简单。问题的症结在于，抄录时间不一定是始作律令之时。又“二年”如果不是吕后二年，是否可能是高祖、惠帝的二年？回答这个问题，还须先考察一下汉初法制律令的具体史实。

汉初法律，过去只知萧何作九章律，从未闻吕后二年律令。有学者指出，二年律令不避惠帝讳，使用“盈”字达29条之多，说明制律时间必在孝惠元年之前。再结合其它证据，认为很可能在高祖二年（前205年）。按此说也不无道理。《汉书·刑法志》曰：“汉兴，高祖初入关，约法三章，……不足以御奸，於是相国萧何攈摭秦法，取其宜於时者，作律九章。”此外，晋书刑法志、唐律疏议皆同此说。司马迁去汉初未远，史汉太史公传皆云：“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议”。汉初，萧何取舍秦法而编次为汉律，是政治司法上的大事。现在，吕后二年的墓中出土大部头的律令篇章，而九章律却了无踪迹，这其间必有特殊缘故。

按汉初高、惠、吕后三朝，新政伊始，均重视立法制律，迅速建立自家的法制体系，在法制建设上是颇有作为的。

史载，高祖元年初入咸阳，诸将争分金帛财物，独萧何“先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臧之”。而刘邦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余悉去秦法”。后封汉王就国，拜萧何、韩信为肱股。二年（前205），汉王出征，“留何守关中，侍太子，治栎阳，为令约束，立宗庙、社稷、宫室、县邑”等，汉王朝建国立制诸要务，皆筹备于此时。萧何作九章亦此时，看来他也早有准备。是年，封降将，缮塞戌，弛苑囿，赐民爵，复民、卒赋税，举县乡三老，并使告天下定项羽“大逆无道”罪，多所建树。

惠帝因吕后专制而仁弱，但其初年命叔孙通定汉仪法；又它如定吏丧事赙钱；减田租；爵吏五大夫、六百石以上及宦帛帝者有罪松械；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城旦舂耐为鬼薪白粲；老年、幼子有罪皆完；吏六百以上父母妻子与同居者唯给军赋、它勿所与；令民买爵赎罪免死等。这些内容，在二年律令中均能找到痕迹。萧何事惠帝至二年七月病薨，惠帝元年、二年所颁诸法令，或亦出之萧何之手。

吕后佐高祖定天下，为人刚毅专制，惠帝时已取而代之，帝崩又挟其非亲生子“临朝称制”，“号令一出太后”，大封诸吕，所谓背逆高帝之约。这在汉初是最大的政治变故，后遭诸刘、大臣围剿而失利。吕后在法制上的作为，如除惠帝欲除之三族罪、妖言令；初置孝弟力田；弛商贾之律；以功次定列侯朝位；定擅议宗庙令等。又《汉书·高后纪》二年七月“行八铢钱”，注应劭曰：“质如周线，文曰半两，重如其文，即八铢也”。汉初货币直至文帝时皆为“半两”。其中，高祖有三铢半两，吕后有八铢、四铢半两，文帝改铸四铢半两，约共五种而以吕后八铢最大。钱无咎《古钱考略》云，“八铢钱，文曰半两，经寸，重一钱四五分”。查二年律令。钱律简一九八：“钱经十分寸八以上，虽缺铄，文章颇可知，而非殊折及铅钱也，皆为行钱。金不青赤者，为行金。敢择不取行钱、金者，罚金四两”。这条规定说，钱径十分之八寸以上，虽有缺陷磨损但文字可识，又非折碎、含铅，就是法定通行货币。《竹简》释“行”作流通，失之疏阔。律文中钱的大小，决为吕后二年新铸八铢半两无疑，故可证钱律的首条为吕后二年新颁钱法，同时禁止不合格者，此前高祖时的三铢“榆荚半两”也将被回收、禁销。前书钱氏又云高祖末年颁“盗铸令”，禁私铸钱，犯者弃市，至孝文帝时复弛其令。由此亦知二年律令钱律的其它条款，如简二○一“盗铸钱，及佐者，弃市”等条，正是高祖时所颁“禁盗铸钱令”。

从汉初律令历程的检验、剖析，我们可以看出其复杂、曲折、特殊之处：[参见《江陵张家山三座汉墓出土大批竹简》，《文物》1985年第1期。]政治上否定秦法而实际上承用秦法。[见程树德《九朝律考》（此据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包括汉、魏、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共九种律令辑考。]最初的汉律如法三章、九章律，都是秦法的压缩和重编。[张家山二四七号汉墓竹简整理小组编著，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本欲简法轻刑，或淡化秦律，而实践中很难做到，反而有越来越繁杂和依靠秦律的倾向。[《竹简》发表的二年律令中，无《囚律》。据说，整理小组有人认为，应从现存的《具律》中，分出《囚律》。这样，全部律令就应当包含二八种律、一种令。]积极不断地修改秦法和增补新的汉律内容。以上特点，乃因汉初一切草创、百废待兴所致，势出必然。刘邦是农民领袖，废秦法、约三章，与暴秦示别，争取稳定大局，是一种朴素的政治理念和最佳决择。而萧何一批智囊，则不得不考虑到，完全抛弃秦法，既无必要，也不可能。

萧何初作汉律，只有贼、盗、捕、囚、杂、具、户、兴、厩律九篇，而江陵睡虎地秦简有律36种，相当于九章的四倍，估计萧何各取其相宜者，分别归入九篇之中，其它一概摒之莫用。但九章也比高祖的三章多了二倍。颁布时间，最早为高祖二年。律名，依此二年律令，当称“汉律”、“汉某年律”。九章律，当属律家俗称。汉律单位称篇。萧何之后，在九章基础上肯定屡有增补删减，到吕后二年，一变而又为廿七种律、一种令，又增了二倍。九章律名，二年律令中已有七篇，即贼、盗、具、捕、杂、户、兴。《竹简》整理组有一种意见认为，囚律或因残故，已散佚入具律之中，当重予辑出。而其均输、传食、行书诸律，为厩律最基本内容。这九篇，最初约是经萧何编撰的，但这时肯定也发生了变化。其余的十余篇，应是萧何九章之后不断的扩充和增添。班固作刑法志，对九章汉律语焉不详，可见当时完整原貌的九章律已经不清晰了。魏晋时，九章的名目又演变而为十八篇。当时的律家，深感汉律之杂乱无章法，这与汉律发生、演变的错综复杂，有着直接的关系。